二百萬兩把這么一個水準的大國打趴下，聽起來就像是兒戲。
二百萬兩能干啥？
原來的戶政府尚書盧摯壘對數字相當敏感，經歷過當年征伐準噶爾的戰爭，當日可真算是花錢如流水，二百萬兩放在當年的西北，也就是聽個響。
要不是劉鈺當年兵出阿爾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誘敵深入之計，將計就計，一舉擊潰了準部主力，征準一戰的錢，還得照著當年的一倍去花。
當然，事后這錢也沒省下來。一番軍改、造艦，把省下來的那點又都花進去了。
他覺得劉鈺是不是算錯了？
皇帝也是被這個數目搞得有些震驚，細細追問，雖心里信任劉鈺，卻也不敢相信會報這么個數。
可聽劉鈺詳細一說，又覺得好像的確是這么回事。
聽劉鈺解釋了一下錢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著運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負擔不下四分。征伐準噶爾，十成軍糧，到了前線也只能剩下半成。一兩銀子一石的米，運到阿爾泰山，折算下來竟要二十兩銀子不止。”
“這征伐倭國，鷹娑伯給出的海運損耗，是十成取一。倭國相隔數千里，大海相隔，竟和從京城出兵打到張家口差不多？”
劉鈺心道，戰爭花錢的大頭，永遠都是后勤。你從北京打到張家口，這糧食的消耗，還真不一定有從松江運糧到長崎多。再怎么說，南洋的商人可是能從暹羅運米去廣東賣的，還有不少賺頭。
司馬遷的《貨殖列傳》里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在大海面前，已經不怎么對了。
又想，你要是當初征準噶爾的時候，規定運到哈密的米價是二兩一石，商人早就嚇跑了。但你要是打廣東，告訴商人不管哪來的米，二兩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權，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來去南洋買米。
鴉片戰爭的時候，從英國和印度運兵，打了兩年，加上工資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萬兩而已，這里面還把當兵的工資算在了里頭。
從大順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統治，距離又近，把之前造艦、軍改的錢都刨除在外、也不算軍人的軍餉工資，二百萬兩絕對足夠。
最關鍵的一點，便是征倭一戰，朝廷最頭疼的后勤問題，“承包”給了貿易公司，朝廷一分錢不用花，所需的只是兩年的對日貿易壟斷權。
而之前劉鈺插手之前，就大順海關的收稅水平，和走私橫行的狀態，對倭貿易的海關收入，一年也就大幾千兩銀子。
對日貿易不是劉鈺開創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錢能流入到海軍、作坊、軍工等方向，則是劉鈺主導的。
對朝廷來說，尤其是大順這種古典陸權朝廷、認為英國出口補貼反給商人錢的英國丞相腦子有問題的朝廷而言，總覺得沒拿到朝廷手里的錢，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大順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況，是沒辦法成立銀行搞債券國債的：老百姓沒錢買、有錢的自己放貸或者買地，收益都比國債高得多，除非大順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報率，否則傻子才買國債。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報率，大順朝廷是還不起的。
故而劉鈺選擇了這種極為讓利的方式，用壟斷權換戰爭國債，看上去讓朝廷覺得一分錢沒花，但實際上兩年的壟斷權，至少價值個二三百萬兩白銀。
尤其是趕走荷蘭人、放開朝鮮貿易、放開日本貿易信牌制度的情況下。
但只要不從府庫里往外走，在朝廷看來，那就等于沒花。至于壟斷權預支……朝廷之前也沒有預支的機會，這個自然也不算。
故而劉鈺說的兩百萬兩，水分極大。
這兩百萬兩，也就是火藥、炮彈、鉛塊、藥材、撫恤金、殺敵餉之類的錢。本來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運到威海做軍糧的，運到威海和運到長崎，對這些跑了無數次長崎的海商來說，差別真的不大。
如果換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況，當在八百萬兩左右；算上軍改和造艦，更是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