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自耕農和大順的自耕農、日本的自耕農，此時并不是一個概念。就像是俄國的革命之后，劃定成分的時候，貧農的概念是“只”擁有折合市畝46畝的土地；而法國的自耕農此時確確實實可以做到“節日里家家鍋里一只雞”，所以法國人懶得移民海外，不會像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一樣，活不下去往海外跑。
法國也是嫡長子繼承制，法革之后，嫡長子繼承制，是“封建社會的舊制度”，要破除舊思想、舊風俗、舊制度、舊習慣，故而實行均分繼承法。
這個大順的百姓自然熟悉，父親沒了，兒子分家，可沒說有大兒子把地全拿走的情況，最多也就是占著祖屋就是了。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輩一輩分地。
法國的百姓過慣了自耕農的美好日子，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們均分繼承把土地分成小塊，以至后代越來越窮，于是自發選擇了少生娃。
日本則是……就算長子繼承法，繼承的土地，都未必趕得上法國均分繼承法各個兒子分到的土地。
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風氣幾乎是自發地朝著少生的方向轉變，溺嬰、扔進寺廟、墮胎等等，一般也就生兩個就拉倒了。
大順這邊是“趕苗拓業”、“墾蒙墾遼”、“走西口”、“跑鯨海”、“奔西域”、“下南洋”、“闖臺灣”，總歸還有地方可去。
日本現在是真的沒地方可去，又沒有先見之明知道終有一日畝產會在化肥良種水利的支持下暴增，這時候說“四兇”之論，只以此時的時代背景而論，那真的是正確到不能再正確了。
再說，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媽養的，大兒子繼承家業、剩下的兒子給大兒子打工，當爹娘的心里也實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還是課稅問題，既以土地課稅，檢地之后石高確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沒用。
自耕農在牛耕鐵器時代的勞動極限，是人均三十畝，，算上休耕護地和牲口草場，戶均極限在百畝左右。
日本距離這個極限還差得遠，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來，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貢賦不變，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點災荒，農民就扛不住，直接破產，只好問商人借貸，抵押土地，一無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們當然不喜歡中間商，他們希望直接管轄百姓，而不是讓土地再經過豪商、豪農的手，過一層油。
這是“國本”，不可不察。
劉鈺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構想，被劉鈺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認可了劉鈺的說法。
心里固然存著一絲警覺，但更多的是認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劉鈺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這句話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華不愧大國也。劉君之言，亦使我如撥云見日，茅塞頓開。這四兇之論，卻還是第一次聽說。”
劉鈺笑道：“此論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啟發，有感而談。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師。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種種，方才啟發了我這樣的想法。”
“日本國的情況就是如此，財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畝地產一石米，五斗歸公、五斗歸民。”
“假使一個人種，這五斗米夠吃了；兩個人種，這五斗米就需混著蘿卜、甘薯；三個人種，這就只能餓的請求藩主減免賦稅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賦稅，是按照土地面積，而不是人口。是一個人、兩個人、還是三個人，有什么區別嗎？”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濟，本來應該餓死的百姓反倒活下來了。活下來生了娃，更多、更窮、更苦、人均土地更少。這本就是違背天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