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邊的貨幣單位不同，太宰春臺對此有所了解，內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銀的關西還是用金的關東，除了享保饑荒之前的通貨緊縮期，這米價還是比大順那邊要低。
開戰之前，下關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價格約為50戔。
因為之前為了應對通貨緊縮的鑄幣改革，含銀量從正德錢的含銀量80%降到了45%左右。
這算下來，1戔是3.75克，50戔再折算一下新錢的含銀量，按照大順的石米重量和庫平銀來算，大約是折算9錢庫平銀一天朝石米。
這肯定是比大順這邊的米價便宜的，固然要考慮松江等地物價較高的緣故，但太宰春臺估摸著應該也不會浮動太大，只要不是災年，當在1.5兩到2兩之間浮動。
算清楚了這個賬目，太宰春臺給劉鈺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劉君實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雖是將軍推廣，但若無劉君送來數船甘薯為種、又有《甘薯救荒書》為術，則饑荒要恐波及百萬人。”
“我曾想過中華常平倉、平糶法，以此穩定日本之米價。谷賤傷農，傷士，士、農，日本之本也，不可傷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荊公有常平、平糶、市易、青苗諸法，奈何人微言輕，又有狷狂之名，無人肯用。”
“如今開埠，兩國之間互通有無。這常平倉建不起來，兩國倒是可以互為常平倉，均衡米價，不使士、農因米賤而傷。”
太宰春臺也是滿腔憤懣，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負無處施展。日本連個常平倉和平糶法都沒有，米價漲的時候嚇人、落的時候驚人。
奔走數年，沒有一個人聽他的“常平倉”、“平糶法”、“市易法”、“青苗法”之類的嘮叨，都覺得聽起來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內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關、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賣掉以補貼財政的，這事兒得幕府出面。
否則的話，本藩建了常平倉，又擋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場，根本沒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學意識形態，是朱子學，幕府將軍倒是聽說過太宰春臺的名頭，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這個非朱子學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糶之類的辦法沒得用，太宰春臺在詢問了大順的物價之后，就認為開關開埠是一件好事了。
雖然他有一定的經濟思想，但仍舊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舊認可武士和農民的穩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對經商買賣，但認為農業仍舊為萬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為壓艙石，至少可以逐漸拉平到和大順近似的米價。從9錢庫平銀漲到一兩四五，武士和農民的生活都會大為改善。
劉鈺之前看過他之前寫的書，覺得雖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時能有經濟的眼光亦算是難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學界而言，當初和他爭論、互噴過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們還沒成長起來，如今在日本這邊嘴炮最能打的就是這位了。
基本上就這個時代而言，在經濟學的見解上，此人亦算是當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經濟理論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補補的那群人強。
如果這個人對經濟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劉鈺壓榨日本的預期，看不出其中的大問題，那么基本上也就穩了。
有心看看他對開埠之后經濟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兩國互為常平倉之說，正是天朝日后宗藩體系的仁政之舉。”
“米賤傷農，此事不可不察。米過貴，也更傷百姓。需得讓米價達成一個均衡的值，那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