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臺先生對開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還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臺早就考慮過此事，亦道：“總的來說，我覺得開埠還是好的。”
“凡治國之道，務要使米貴而物賤。米貴，則士、農方有余錢，購買貨物；物賤，士、農購買的貨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夠促進工商的發展。”
“大國貨物，想來價不高。若大國產、日本也產，必要價低方可能入港售賣。如今，日本的物價也會降低。”
“而稻米，大國米價貴約一倍，正可帶動日本米價上漲。米價上漲，則士、農余錢便多。這是好事。”
“米貴物賤，方為日本之未來。”
這話如果放在后世，肯定會被人罵一通，覺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糧食價格暴漲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會出現糧價高、而其余物價低的情況？
但這個時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國圍繞《谷物法》的大辯論，這種想法依舊是主流想法。
可以說是腦子問題。
也可以說是屁股問題。
雖然形式上和幾十年后英國《谷物法》不同，但本質上區別不大。
形式上，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導致糧價飛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貴族們，施壓要求不能進口，以保證他們的利益。
日本此時，工業革命的影兒還看不到的，也正因為工業革命沒影，所以糧價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貴族們，認為出口糧食是好事，以保證糧價，從而保證他們的利益。
劉鈺可以理解他們的屁股，卻對那句“米貴物賤”有些不解，便追問了一下。
太宰春臺也是有心解釋清楚，遂道：“米貴之好處，惠及士農工商，非只于士、農。”
“若米貴，不知士農余利頗多，商人的雇工，為了保證他們可以買得起米生活，以金銀論，是不是給他們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開埠之后，貨物涌入，大國貨物便宜。伴隨米價上漲，士農自不必提，而為商人勞作者，因為金銀薪水提升了，刨除掉買米的錢，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錢一樣。但因為大國貨物涌入，米糧之外的物價降低，同樣的錢，他們不也一樣可以買更多的東西嗎？”
“這難道不是仁政嗎？”
劉鈺費勁吧啦地理解了一陣，恍然大悟，心道原來是這么個邏輯？怪不得自己一直不能理解東邊也喊“米貴物賤有利百姓”、西邊也論“米貴物賤有利貧民”，原來在這呢……
若完全不考慮工業的發展，完全不考慮同行業鄰國進出口的激烈競爭，這似乎……確實有些道理。
大致的邏輯，是說以金銀作為世界貨幣，糧價越高，意味著雇傭的人就必須開更多的工資，以折合和之前相同的糧食。如此，鄰國因為糧價低，所以生產的商品的成本也低，金銀也就能買更多的鄰國低價商品，有助于改善底層的生活？
理順了這里面的邏輯，劉鈺開心極了，連連點頭，心道妥了，我寫封推薦信，保準你和阿部正福相見恨晚。
…………
PS：PS：關于重商主義的一些觀點，并不是太宰春臺的思想，而是太宰春臺其師侄的想法。便于時代，移花接木，可以理解為長崎貿易在劉鈺“信牌數量不變船變大”政策、以及大順廢棄朱子學、還未完全立起來的功利學東渡影響下的蝴蝶效應反饋。還有個很尷尬的地方，前幾章算物價米價的時候，小數點算錯了一位，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