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先來到了我們的阿姆斯特丹。如果我們這里不能突破，他很可能拿著他無中生有創造的那些籌碼，去和英國談——但就不是關稅協定了，而是五五分成的聯合壟斷。”
“而我們如果不接受對等關稅協定，在我們有能力打破英國的《航海條例》之前、展示出荷蘭的商船有能力把貨物賣到整個歐洲和美洲之前，大順不會考慮與我們的獨家授權合作。”
“我們……已經不配了。”
這是安東尼對劉鈺“先”來荷蘭之目的的猜測，也是他最為擔心的一點。
因為，英國真的很可能接受這個條件。
一方面，是專營中國商品、歐洲獨家壟斷授權、五五分成的利益誘惑。
另一方面，是無中生有搞出的親法、支持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等外交籌碼。
既有籌碼，也有利誘，英國很有可能答應。
這不能怪安東尼·海姆多想。
他并不知道劉鈺的目的，不是為了賣這點貨，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中國的貨物不愁賣。
他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劉鈺的真正目的，是印度加南洋。
一個有可能容納半個江蘇省初步工業化、緩解國內工業化劇痛沖擊的市場；可以提供半個江蘇省初步工業化原材料棉花和靛青的產地。
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劉鈺的判斷是法國海軍太廢，政策也有問題，自己又送了西洋參貿易，法國在印度爭奪戰中必輸。想要印度就不可能與英國合作，甚至要提前就要做好對付英國的準備。
所以，在安東尼這個商業荷蘭的大議長看來，極有可能的猜想；在劉鈺這個渴望工業化中國的外交幕后人眼中，根本就不做考慮。
這純粹是商業和工業的路線之別，倒是與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無關。
但也正是這種著眼點的區別，導致了這一場中荷的外交爭端，互相之間猜錯了底線。
劉鈺“先”來荷蘭的原因，真的很簡單。
就是因為法國這邊的宮廷禮儀接待需要時間布置，奢華聞名的法國宮廷不想跌份，去人家吃飯也沒有說不提前打招呼卡著飯點就去的，尤其是這家人還特好面子。
再者，漢尼拔在俄國政變需要法國駐俄大使館的幫忙，他要在法國見很多重要人物，也需要提前派人打打前哨。
劉鈺來荷蘭的原因，也真的很簡單。
制造混亂，讓奧蘭治派上位，然后再毀掉奧蘭治派，瓦解掉荷蘭人民最后一丁點大國心懷。
就兩場大國政變而已，沒那么多復雜。
關鍵是這兩個“簡單”的原因，安東尼想破頭也不可能想到，劉鈺這個來自“道德高尚之國”的重要人物，是奔著“道德最卑劣”的政變來的……
安東尼以為劉鈺搞外交還有底線，實在沒想到劉鈺對荷蘭根本沒想過底線，純是奔著搞亂、搞垮、搞絕望來的。
他高估了這個一下船就高呼“信譽、誠信、士的精神”的人，在對荷外交上的道德水平。
于是對在場的、已經被他的話嚇住的人，提出了他的看法。
“我認為，我們應該先試探一下中國這邊的底線和目的。如果真的流露出類似的想法，我們應該盡可能說服東印度公司……剝離對華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