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說，這西洋貿易公司，是雙重結構。”
“有朝廷的督辦，也有你們股東的董事會。涉及到軍政征伐事的，董事會要通過朝廷督辦。”
“朝廷督辦審核通過后，上報朝廷。”
“朝廷出兵，按照標價，從公司的賬目里扣除。”
“定出規矩。比如說，這士兵作戰的軍餉、賞錢、撫恤等。作戰規模大小、人數、作戰時間、消耗的火藥炮彈等，都寫明賬目。”
“該多少錢，就多少錢。”
“至于說收購定價、建設貨棧、建造多少商船這些，這就是你們董事會的事了。”
“不過，前期的話，朝廷的督辦要管的寬一些。以六年為限吧。”
“一來你們對西洋局勢尚不十分了解、二來你們對南洋的事所知亦不算太多。朝廷先派一督辦，既為官方督辦，亦為朝廷這邊所出股本的董事。前期先把規矩定下來，待數年之后，木已成舟，便將督辦和董事會分開。”
“日后還是要按規矩辦事的。”
“但規矩本身，還是要和你們這些股東商量的。每年的賬目，也會按時公開。”
“我之所以要讓你們出個底線，便是因著前期朝廷督辦，萬事開頭難。到時候，達不到你們的心理預期，怕是要出亂子。”
“等到日后過渡期一過，貿易這邊就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了。出了事，賠了錢，董事會負責、股東承擔，朝廷干干凈凈不擔責任。賺了錢、朝廷也不眼紅，你們只要按規矩繳稅便是。”
大順搞得這一套東西，有些新鮮，有點像是1774和1776年法案之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政治軍事和商業分開。
政府任命總督，總督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繞開委員會和董事會做決定。而且總督兼任駐軍總司令。
雖然像，但因為國情的差別，里子里完全不一樣。
英國東印度公司，是一個從根本不受政府監管、到逐漸爆發了內部危機不得不求助政府、政府最終往里面摻沙子最終控制的過程。
大順這邊，則是徹底反過來。大順這邊，完全受政府監管甚至官辦是常態，而劉鈺要做的，恰恰是削弱朝廷對商賈階層的全面控制。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從創立之初，為了讓商人階層放心，其口號便是“公司絕對不會雇傭任何一個政客、絕對不會允許政府人員進入公司、也絕對不會允許政府對公司的任何管轄”。
包括在印度打仗的兵，都是公司自己的雇傭兵，而不是英國政府的軍隊。
但給資本無限的權力，結果就是吃人不吐骨頭，徹底玩崩，最終不得不政府監管。
大順這邊，誰也不敢喊類似于的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的口號，那除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對英國政府來說，做的是“花一百五十年時間，將一個完全不受政府監管的東印度公司、變成一個政府和董事會雙重決策的公司、再到完全廢掉東印度公司”。
而對劉鈺來說，要做的是“花足夠的時間，將大順這邊完全官辦壟斷的形式，‘退化’為政府和董事會雙重決策的公司”。
這是兩邊不同的國情所決定的。
以英國的國情來說，政府一開始就要政府監管，會把商人都嚇跑。
英國之前管的太少，管的太少的結果，就是資本的短視和窒息操作。
以大順的國情來說，朝廷一開始就只是政府監管，會把商人都吸引來。
大順之前是管的太多，管的太多的結果，就是民間資本的活力根本激發不出力量。
因著國情不同，英國要做的，是“抓”；而大順要做的，是“放”。
朝廷“放”的這個姿態，對商人來說，非常重要。
大順的商人，從未奢望過關系到軍政的南洋問題，他們可以“公司不受政府的任何監管”。
所以這個英國花了130年時間才終于完成、讓董事會相當不滿、讓股東們極為憤怒的監管政策。
在大順這邊，卻讓潛在股東們興奮不已，感恩戴德，真真感受到了朝廷這邊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