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考教，似如殿試，這些人自是早有準備。
若以富國、強軍、拓展民族生存空間之類的角度去看，這些人的回答相當靠譜。至少，在貿易、經濟、海軍、南洋、拓張、殖民等問題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譜的多。
但皇帝聽后，心里很難說清楚是什么滋味。
聽著這些人張口閉口便是什么“壟斷”、“貿易”、“商品”、“同化”、“統治”、“勞動與財富”、“分工”之類的詞匯，皇帝面上雖頻頻點頭，不時夸獎幾句，可內心終究是有些警惕的。
這些人說的這些東西，只有這些人懂。
這些人之間，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們爭辯所用的詞匯、爭論所用的思辨方式，卻是一致的。
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
但若以后世的例子，可以說，他們內部的爭論和異議、以及爭辯所用之詞匯、理念，有點類似于俄國的民粹派和布黨：都用階級、斗爭、資本、社會這樣的詞匯；最終目的聽起來也是一致的。
其實他們的思想差別很大，問題就在于，他們用的詞匯、理念、最終理想，在外人聽起來，卻根本分不出區別。
皇帝從不擔心劉鈺這一個人，因為劉鈺的行事風格也好、大順的集權結構也罷，劉鈺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風浪的。
可是今天詢問這些人對南洋、貿易、富國、強兵的看法，這些人所用的詞匯、思辨方式，卻讓皇帝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擔心。
順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勛貴掌軍，來達成與文官的一種平衡。
同時，因為明末西學進入，使得大順可以開辦武德宮，以一種完全不同于儒學文官的教育系統，培養一支能夠和儒學系文官格格不入、互相仇視、爭奪官缺的基本盤力量。
但是，用新順開國、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說法，“武德宮如果不考泰西幾何天文地理之類的學問，便是去背祖率、看誰背的小數點后位數多，其實也一樣。只是選出一群聰明人做官，用來平衡罷了”。
三舍法武德宮、良家子、開國勛貴等，這一支平衡儒學文官的力量，是沒有“道”的。
他們沒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義，或者說，他們的“道”，仍舊是儒學那一套東西。
或者說，根本沒有。
當王莽新政失敗之后，儒家最后一次在現實構建地上天國的理想也基本破滅了，如今便是科舉出身的，問他有道嗎？只怕也沒有，哪有真的準備踐行三代之治、真的實踐復歸井田的？
既然都沒有道。
也既然太宗皇帝認為，哪怕是比背圓周率小數點后的位數、或者比看誰畫屎畫的傳神，選出來的人和科舉選出來的，在做官能力上區別不大——熟讀經書科舉高中的人，到底是因為他們本身足夠聰明才智能夠理政、還是因為他們學了經書才能理政，這一點太宗皇帝傾向于前者，并認為聰明人都去學書經所以科舉選出的一定是最聰明的幾個，但要是去學幾何算數天文地理諸子百家，考試取名次基本上還是他們——那么，說白了，武德宮良家子這一套系統，就是為了制衡而存在的。
這是明擺著的事，大順朝中上下全都清楚，禿頭上的虱子。
至于為什么非要用所謂的“泰西學問”，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諸子百家？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敢用諸子百家為與儒學抗衡的道統，大順這江山就坐不住。
諸子百家，是有道的。
故而用泰西學問，其實對應的，是儒家六藝，因為幾何之類的泰西學問，只有術而無有道。
禮、樂、射、御、書、數。
科舉選拔，考的是六藝之三：禮、樂、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