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這些年沒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劉鈺從先秦故紙堆里翻出來胡謅曲改斷章取義后的道理。
對資本的逐利性這個概念，有了一個簡單的類似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理解。
針對這個問題，皇帝的擔憂，是絕對有道理的。
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外都總會面臨一個問題：國家放水發錢，希望錢流向的地方，然而錢總不往那邊流。
大順這邊，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劉鈺希望錢往工商業上流，但現實往往是錢往土地上流。
皇帝擔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萬兩的白銀，明明預想是開發南洋，解決糧食和人地矛盾。
結果呢，這些熱錢，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嚴重。
劉鈺設想過，逼著小農破產，逼著百姓下南洋。
但那說的是閩、粵地區，最多加上個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難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著走到有船、有人收購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還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順要面臨的問題始終都是：有錢的不肯去、沒錢的去不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有錢的認為那里能賺到錢，于是花錢讓沒錢的去給他們賺錢”。
所以，劉鈺對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礦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開墾的上好土地上。這里面的邏輯也很簡單，土地再好，糧食賣不了錢，只對窮人有吸引力。
賣不了錢的糧食只是糧食，對吃飽的富人而言毫無吸引力，除非這些糧食能換成錢。而南半球大洲能讓糧食換成錢的唯一方法，就是當地的金礦需要礦工，礦工需要吃飯，種糧食是為了挖金子。
而對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開發買賣奴工上，而不是自發移民去當自耕農上。
短期內刺激南洋開發最好的方法，就是國家從南洋收糧食。而能讓國家層面收糧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駐軍所需的漕米。
大順是個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萬兩的程度，根本沒太多的能力搞國家調控。漕米糧食算是為數不多能調控的東西。
但皇帝對現實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懷疑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嗎？
自從開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標準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買賣的。
不想讓錢流入到土地買賣上，就倆辦法。
要么，土地不能買賣。
要么，土地收益率降低、其余行業收益率增加。
土地不能買賣，是不可能的。就大順而言，做不到。
雖然北派大儒一直想要恢復井田，但他們給出的那辦法，純粹扯淡。而且他們是以井田為目的的井田，純粹的反動。
劉鈺不是不支持那些古儒一派提出的變種井田制，但他理解的變種井田制，不是為了井田而井田，而是為了防止小農在時代浪潮中破產無以為生導致出現天下大亂、全面反動。
變種井田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工商業，等到工商業發展到足以容納每年百萬級別的破產人口的時候，再把井田一腳踢開。
這就是純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學的意識形態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條奔流的大河，儒學的意識形態，就像是“三代之治說，河不對，應該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壩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劉鈺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則是認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讓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親河一樣，大順的特殊性，使得這條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壩堵起來，下面沒法疏浚。所以筑壩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確保下游能容納足夠的洪水之后，再把壩拆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么這種意識形態傳入之后，華夏被儒學浸潤導致很多人本能地親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壩那一步同路之后，原來的同路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這不是一個人能辦成的，需要一群人、數百萬擁有類似意識形態的人組成群體，并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長遠的規劃。
現在肯定是不現實的。
既然不現實，那劉鈺寧可發洪水，也絕對反對筑壩，搞反動。
皇帝的擔心，是從大順王朝的穩定性考慮的。
小農經濟越穩定，王朝也就越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