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要傳教，傳教需要錢，在澳門怎么解決錢的問題？當然是靠貿易。
耶穌會作為宗教改革期間的耶穌連隊，又發三愿，不得經商。
但情況特殊，權宜之計，東方教區視察員來轉了一圈后，允許耶穌會適度經商，籌措經費。
但是，經商這種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經商的條例，要么一旦開了口子那就能把這口子撐的無限大。
從一開始的入股日本生絲貿易、到后來的耶穌會專門準備了耶穌會自己的商船、再到壟斷安南地區的貿易額……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蔣友仁和澳門當地的教士聊天的時候，就能感覺到這邊教士濃濃的錢財味兒。
而他來澳門之前的歐洲，也處在新時代的邊緣，一切向錢看正在取代封建時代的等級身份。
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對新時代的隱憂。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這也是中華禮儀之爭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類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疇。
蔣友仁則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這個偶像必須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資本、金錢、財富，利潤，是不是也是一種偶像？
新時代人們都利潤、金錢的追捧，難道不是一種特殊的偶像崇拜嗎？
站在他接受的學院經學體系的邏輯思辨基礎上，在產生了“崇拜金錢”是不是也是一種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開始思索更多。
而這種更多的思索，也來源于時代的變化和大順的貿易政策。
他發現，澳門的衰落，和大順的貿易政策，息息相關。
如果大順放開貿易，那么澳門就會衰落；如果大順封閉貿易只留下澳門，那么澳門就會繁盛。
而在澳門的繁盛期，傳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門，解讀為“我們的文明更為優越、所以澳門才如此繁榮”。
然而，伴隨著大順的貿易重心北移到長江下游；伴隨著英法荷瑞各國都在大順的岸上開辦的商館，澳門瞬間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見，而且還淪落到以販賣人口和走私鴉片為生了。
蔣友仁不是搞經濟學的，他是傳教士。
所以，他的視角，也還是那個金錢崇拜的引申問題。
即，“我們的文明更加優越”這個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種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對象是我們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個事實，那么澳門就不會因為大順的貿易政策或是繁榮、或是衰敗。
而這不是一個事實，而是自我認知產生的一種不合理的相信，那么這顯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誰說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這個崇拜的基礎，不正是金錢嗎？因為之前賺錢，所以才敢說優越，那這不還是一種對金錢、財富的偶像崇拜嗎？
他心中的第二個沖擊和思索，源于歐洲已經開始的新時代，最終在大順貿易政策驅動下的澳門這個特殊之地，萌芽成長。
他在澳門受到的第三個沖擊，則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亂，以及大順擊敗了滿清，以保天下之名結束亂世之后，對前朝問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