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的，是底層使勁兒生孩子，然后工資越發的低，要么去做工要么當契約奴。
如今，英國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濟貧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從經濟學原理來看，仍舊是以“鼓勵兼并、鼓勵工場業、消滅小農、消滅小生產者”為方向。
反過來，大順這邊，實際上也在醞釀一場稅法改革。
然而，以松江府準備試行的“十一稅”國庫地方分稅改革來看，大順的稅法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抑兼并”的改革。
通過明確的十一稅，砍掉在自耕農、小農、小生產者身上的攤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這次改革砍的這一刀，實際上是砍在了士紳身上，因為他們有合法的避攤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說，之前每年全國至少大約一億兩的有形或者以勞役模式的稅收，其中2500萬的國稅土地稅，是按照土地均攤的；而剩下的7500萬的地方稅，實際上是全壓在了自耕農、小農的身上的。
現在，理論上如果稅法全國推廣，則是將全國的總土地稅收定在7000萬兩，國庫依舊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萬，剩下的4500萬歸地方。但，這7000萬兩的總稅額，是均攤在全國土地上的。
這就使得自耕農不容易破產、小農經濟更加穩固、男耕女織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御沖擊和天災。
兩種稅法改革的區別，也就是英國和大順之間的最大區別的一個體現。
大順無論哪個皇帝，至少在出發點上，絕對不敢實行“鼓勵兼并”、“鼓勵小農破產”的政策。
當然，執行下去變成什么樣，那又另說。
劉鈺和法扎克萊說，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運動，也不是完全瞎說。畢竟，陳勝吳廣是與人“傭耕”而不是“佃耕”，沒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話，怎么圈？當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歸誰了呢？
只不過，可以理解為，農業技術進步飛快但工業技術沒達標，最終這一步走完，可工業技術上的進步卻又不足以讓城市和工廠容納那么多人，但農業技術卻早已達到歐洲16世紀的水平，于是最終搞出的租佃制和小農經濟。也促使講仁義的儒家魔改，以及復井田在漢朝的農業技術水平下就成為一種反動了。
應該說，要是英國圈地運動繼續進行，卻又沒有美洲泄壓和工業進步，人口繼續暴增，早晚也得走到小農加租佃這一步。
這是一種妥協，給底層的巨量人口一條差不多恰恰餓不死的活路，否則就是你死我活。英國砍完國王腦袋那段期間的掘土派運動，已經有這個趨勢了。
劉鈺講這其中的區別，其實就是想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給英國政府傳遞一個信號，以及讓英國政府更加“了解”中國。
甚至，似乎像是一種委婉的示好。只不過似乎礙于法國的存在，不好說的太明確。
這可以稱之為“鴉片懲罰外交”。
所謂，烈火烹油、繁花似錦之下，危機就在眼前。
大順正在上一個巨型的、耗費幾千萬兩的治淮工程；大順要考慮國內改革，要解決國內的諸多問題；大順的武裝中立是絕對真心的武裝中立，因為大順在解決掉國內危機之前，無余力繼續擴張。
當然，他不能說的這么直白，所以他要提航海鐘問題——以讓英國順理成章地做出判斷：大順下南洋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移民區解決國內土地問題、是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陸移民的跳板。
鑒于赤道無風帶的存在，必須要借助洋流，這就需要借助東太平洋的島嶼，搞三角跳。
而太平洋茫茫，島嶼狹小，沒有大陸，缺乏航海鐘找不準經度，就沒法三角跳。
這玩意兒，島嶼不是美洲大陸，甭管經度，航就是了，總能到。
島嶼稍微偏離點緯度，又不知道經度，說不定一場風暴就特么飄到美洲去了，沒法三角跳。
劉鈺當然就是在扯淡，他對南半球移民的事，寄托在將來的“大順版的、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上，但這個蛋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面前卻扯的很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