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心理抉擇難度是不一樣的。
荷蘭公司的駐軍，既是“衛所兵”、也是“京營”。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極限規模，使得往往一場起義、一場反抗，就要打個七八年，拆了東墻補西墻，兵力總是捉襟見肘。
大順公司沒有駐軍，在南洋的駐軍是朝廷的駐軍，只是守備軍。大順真正的野戰部隊，另有規模。
真要是爆發了大規模的貴族反抗，正規野戰部隊可以迅速集結。大順不用拆了東墻補西墻，只要借用一下廣州、錫蘭的野戰部隊即可。
這里面對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蘭東印度公司必須養兵，但不能養太多兵，否則養不起。
大順朝廷必須養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養。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廣東錫蘭的兵調過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調動軍隊的開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養兵的錢。
總不能說平日不用，朝廷就不養兵了吧。
軍費的真正大頭是平日養兵這也恰恰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選擇極限壓榨的原因，平日養兵也是花錢的，干嘛不打仗獲取壓榨利潤呢，公司算計的明白著呢。
荷蘭東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個一切為了賺取利潤的殖民地。
大順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順穩定的泄壓閥。
只要南洋能保證每年容納足夠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納十萬，這省下來的統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澤而漁的手段榨取的那點點油水強多了去年蘇北水災，救災銀28萬兩、漕米70萬石，蠲免十幾個州縣三年稅收，調動五千軍隊防止出事。
荷蘭東印度公司，考慮的是怎么賺錢。
大順朝廷考慮的，是怎么省錢。
尤其是賑災、維穩的錢，這是大順幾乎全部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用處。
荷蘭東印度公司，賺錢才是盈利。
大順朝廷，省錢就是賺大錢。
種種差異下，在巴達維亞周邊，在西爪哇，這個荷蘭人原本統治、被大順接盤的地方，出現了強烈的對比。
某種程度上講，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進的”、“自由的”、“商業的”、“進步的”、“資本主義的”荷蘭，在巴達維亞周邊，搞最落后的、農奴制變種、快退到奴隸制的“強迫種植制”。
所謂“落后的”、“集權的”、“小農的”、“封建王朝的”大順，在巴達維亞周邊和西爪哇，搞激進的、此時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自由買賣、土地私有、按畝納稅。
當然，這在大順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為按照大順理想化的統治模式，或者說歷史造就的慣性，大順對征服地區理想化的統治模式是這樣的：
均田。
編戶齊民。
里正負責收繳稅。
官府進行統治。
沒有豪紳、當地貴族來妨礙統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個個小農，這樣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內地，這也是理想化的統治方式。
問題是內地士紳階層盤根錯節，沒法動。
按此時的一些說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紳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還要受這鳥氣，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內地士紳的屎，誰當皇帝都得梗著脖子吃，不吃不行。
這到了南洋，既沒有科舉出身的官僚關系，也沒有開國功勛的土地占有，幾十萬華人百姓，多數都是底層。少數可以乘馬車出入前總督府的高等華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