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這個時代，兩邊則是平分秋色，還未徹底分出勝負。
這和大順的勛貴皇族都是陜西人，沒有什么關系，至少沒有太大的關系。
主要原因是滿清和大順起家的位置不同。
歷史上的滿清本身就起家于遼東，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竊取神器。
如今的大順是被懟到了荊襄，在荊襄絕地反擊，一步步反推回了遼東。
這就產生了區別。
對遼東犁庭掃穴、對西北蒙古用兵作戰，需要商人協助辦后勤。明朝的開中法，正是這些秦晉商人崛起、深入兩淮鹽業的巔峰。
歷史上的滿清，是往南打，北邊本來就是他們的老窩。
大順是往北打，需要深入遼東、蒙古。
歷史上的滿清，用不著秦晉鹽商來幫著辦后勤……至少在其開國的前幾十年，不是很用得著，即便用規模也沒那么大。
而大順，往北打，就需要秦晉鹽商幫著辦后勤……至少在其開國之初犁庭掃穴的階段，很需要。
于是這個蝴蝶的翅膀，就導致了此時和歷史上的區別。
歷史上徽商憑借地利和宗族人脈，因為滿清前期不需要秦晉商人辦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晉鹽商衰敗了。
現在，徽商依舊憑借地利、宗族、人脈、祖上百余年的積累，卻只比那些陜西、山西的商人略占優勢，不能做到歷史上幾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備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晉商人從正統十四年到崇禎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個進士、82個舉人；而江蘇浙江安徽的“商籍”，從正統十四年到崇禎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個進士，35個舉人。
而滿清對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沒那么大，所以揚州地區的秦晉籍商人進士、舉人數嚴重降低；而作為對比，單單一個徽州，41個進士、94個舉人。至于別處的，江蘇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晉商籍的人甩沒了。
同樣的，這種軍事環境的改變，在大順這里，就體現的非常有意思：開國前五十年，秦晉這邊的商人科舉的人多；但開國五十年后，漸漸少了；到開國80年以后徹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鹽商而是依靠陜晉的皮貨、茶葉、放貸、堿面商人后，數量更少。
徽商和陜西山西的商人習慣不同，或者說，陜西山西的商人很難適應江南的風俗。
所以，被諷刺為：高底馕鞋踩爛泥，平頭袍子腳跟齊。沖人一身蔥椒氣，不待聞聲是老西。
而徽商則喜好結交文士，號稱“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魚得水。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實際上在解決了西域和羅剎問題后，徽商也早晚要把陜西山西商人給徹底趕走的。
這個節骨眼上，看似差不多是勢均力敵，實際上則是徽進陜退——不要忘了，大順開國之初的幾十年，北方戰爭一直持續，鹽商協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所以實際上山、陜的商人是在極大的五十年優勢下，被擠到現在這種勢均力敵的地步的。
實際上，這就是敗了。
其實很多陜西商人已經跑路到四川了：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兩淮不留爺，爺賣四川鹽去也！
是以走私鹽問題中的“川鹽入楚”問題，也可以視作是陜西商人兩淮正面打不贏，轉戰四川“曲線斗爭”去了。
理清了揚州鹽商之間的關系、矛盾，以及舊時代商會的地域性要素之后。
就可以很直觀地理解，這一次陜西、山西、安徽的鹽商居然能坐在一起，是多么魔幻的一個場景了。這是一個在日本長崎，寧波幫、福州幫、漳州幫都能因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舊商會時代。
如今，一個幽靈，鹽政改革的幽靈，在兩淮上空徘徊著。為了對付這個幽靈，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閆家、西京的張家、大同的馬家、蒲州的韓家、安徽的汪氏、鄒氏、鄭氏、江氏，拋卻了從大明正統十四年開始的三百年恩怨，聯合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