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業賺錢的意識，需要皇帝有極高的開拓想法。
靠土地稅和鹽稅賺錢的意識，需要皇帝不是白癡就夠了。
當然這也和傳統、國情有關。
所以最先想到在印度搞土地稅想法的，是法國的東印度公司的杜普萊克斯，而不是以商貿立國的英國。
以至于后期有段時間，明明東印度公司都控制鹽稅了，英國工業資本還要求公司放開鹽稅，以便英國制鹽的能跑去賣鹽，理由是“壟斷鹽嚴重損害了印度民眾的健康是不人道的”，被東印度公司在議會一通臭罵嘴上都是百姓心里都是生意。
而對大順來說，收土地稅和鹽稅，那簡直就更國情和傳統了。
劉鈺在印度畫的餅，沒有說對國內工商業的促進，甚至也沒法說，說不通。
因為如果沒有一場瓦解印度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的天災、，去印度賣棉布那也和跑松江府去賣絲綢、去景德鎮賣陶瓷、去蝦夷賣咸魚差毬不多。
而皇帝看到的餅，也是印度的土地稅、食鹽稅。
所以這個餅，對知道現如今印度的中央集權崩了、印度各節度使互相征伐、阿富汗那邊再一次沖進印度劫了德里之后，皇帝的心思已經是定的不能再定了。節度使互相征伐，還能缺的了石敬瑭
稍微一算，就知道至少2000萬兩的土地稅、600萬兩的鹽稅。
每年。
皇帝焉能不謹慎為將來挑選人才
所以這一次西南戰略的改變，實則就是皇帝在用西南做考場，挑出來一群擅長治理這種“夷”區的、擅長主動發起戰爭的人。
這一次川南改革，皇帝把握住的方向，與劉鈺在意的方向，完全不同。
將來等著印度大局將定、和劉鈺關系較近的那批人調回來封爵削權扔樞密院養老之后，需要什么樣的人去印度
武官。
需要一個不是在劉鈺為帥、為大將出征的另一個戰略方向上成長起來的。
需要扔去一個地方，要有主動精神，不要擔心擅啟邊釁，而是要善于抓住機會，主動開啟邊釁，畢竟相隔太遠，事事回報，黃瓜菜都涼了好比印度倆節度使打的兩敗俱傷的時候，是直接沖過去收場還是先回報朝廷，等朝廷決定
需要經常打那種小規模的戰爭，在憋到大戰之前，通過一場又一場的小規模戰爭，讓對面無力凝聚力量掀起一場大規模的野戰反撲。
需要擁有一定的戰略意識，不能只會打仗，還要善于處理類似西南地區這種錯綜復雜的族群關系。
需要有膽識，敢賭，敢搏出身。
需要適應復雜的悶熱潮濕的氣候，需要有在悶熱潮濕地帶作戰的心理準備。
以上種種，決定了馬浩川絕對不是泰興十年后大順最能打的年輕將領，但一定是最適合在西南鍛煉，將來去印度的將領。
當然，皇帝不是只選了這一對。
而是借著川南開發的契機，通過川南的鹽業發展，將敘州府這個黔、滇門戶鞏固之后，要對西南政策全面轉為比改土歸流更激進一些的主動。
但敘州府，敘馬軍區，是這一切的開始，也是最容易嘗試新經驗是否可用的地方。
武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