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對生活的絕望和自我麻醉，鴉片之類的東西又嚴厲打擊，自然而然地大量烈酒充斥著初步工業化的城市底層人口。
而酒類，在這里也承擔著一個“替罪羊”的角色。
初步的工業化展開，城市也就產生了大大小小的問題。更多的還是諸如劉鈺在江蘇搞得佃農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治安惡化、偷竊搶劫、黑幫毆斗等等，標準的工業化早期普遍問題依次出現。
大順不是正兒八經的宗教國家，也沒有經書說不準喝酒。
但，酒終歸也不是什么好東西。
畢竟商朝亡國，就源于“聞殷述令，唯殷邊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與酒，故喪師”的喝酒問題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問題、底層城市人口的絕望、劇烈變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問題，酒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替罪羊。
士大夫們找不到問題的本質，也無法理解社會到底是怎么運行的，更不明白現在這種奇幻狀態下的生產力提升卻又道德敗壞、百姓收入提高卻反倒出現了希望又開始絕望的城市問題該怎么解決。
于是一些人就把問題，或者說為了影射劉鈺在行殷商之政，大順有復殷商亡國之危，把諸多問題定在了烈酒泛濫上。
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城市烈酒泛濫，恰恰是早期工業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早期，幾乎是在全部先發國家的內部，都展開了傳統道德回潮引發的禁酒運動。
并且這場工業革命所引發的酗酒運動，廣義范圍來講，從此時英國的杜松子酒禁令、到后續的茶黨禁酒運動，再到后世中國八十年代的假酒死人問題和印度二十一世紀的假酒死人問題，也算是這場廣義的工業化社會轉型期酗酒問題的延續。
短期來看，基本是無解的。
工人倒是也希望有稍微高雅一點的生活情調和精神生活，但工資不允許。哪怕是沉迷于看小說呢，也得先認字不是
體現在大順上，這個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畢竟不論是甘蔗酒還是高粱酒，都是資本導向的。
某種程度上講，在大順這個宗教傳統不是很強的國家，如果發生了禁酒和反禁酒運動。
其實那就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階級斗爭的一部分；傳統社會和自發近代化斗爭的一部分。
劉鈺肯定是不支持禁酒運動的，此時他站資本一邊，而且認為這件事想要解決只能靠生產力繼續發展，工人階級壯大，爭取自身權益展開武裝斗爭，最終平衡分配、普及義務教育、提升城市公共開支、催生文化娛樂等等，才能解決。
否則的話，只會搞出來一堆問題，完全的治標不治本。
于是這種畸形的產業，發展的也就越發迅速。
一方面，是交通不發達，物流無力，一些地區的百姓真的還在吃草，而一些地區已經開始大規模釀酒和用豆餅肥田。
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資本涌向荒蕪但交通海運相對方便的土地，種植更多的利潤導向的作物，極大地促進了東北地區的移民數量。
甚至出現了早期移民被金融資本逼迫，開始越過松遼分水嶺，自發進入松花江流域的問題了。
這可是“好事”，資本不愿意過松遼分水嶺，那就把松遼分水嶺以南都擠占了，讓那些被資本擊潰的小農往更北、更偏遠的地方遷徙，遷徙到那些鐵路出現之前做不了商品糧基地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