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鮮國是自發走到這一步的，其實權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雞同鴨講，根本講不通的程度。
大順這邊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復古派儒生，對正常發展出現的種種問題，是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痕跡去理解的。
也就是說，即便孟松麓說的東西，權哲身不懂；但權哲身苦悶的思索，孟松麓能懂，因為曾經經歷過，至少也能從天朝這邊的史書上讀到。
可偏偏，大順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工業革命，摧毀了朝鮮國正常的、自發的歷史進程。
朝鮮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尤其是蘇南紡織業革命和仁川開埠之后，對朝鮮國士大夫聚集區漢城周邊農村的沖擊，是被外部力量催動的。
這些東西，孟松麓是無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從史書中找到類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書，也在過去找不到“本國手工業被外部力量沖擊”的故事啊。
和東北的情況看著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樣。
大順對東北的開發過程，是資本直接從零開始的塑造。東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為氣候、環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織小農經濟都脆弱無比，資本一沖即破。
朝鮮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舊制度很堅固，從李成桂到現在已經數百年了。
東北算是平地起高樓；朝鮮國則屬于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鮮的實物稅來做例子，就可以很明顯地理解朝鮮國和大順之間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鮮國的軍布，其實就是一種實物稅。
農兵合一制，轉為常備軍制，肯定得加稅。
要養兵。
養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稅。
不服兵役就交稅、納布。
根據黃宗羲定律可知，因為這玩意兒是按照人頭收的，必然導致大量的底層選擇投效貴族士大夫去逃稅；以及貴族士大夫必然隱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詭寄問題都一個道理，然后這些稅都壓在了社會中堅力量的良丁頭上。
然后，必然社會矛盾激增。
再然后，旁邊就是個宗主國龐然大物，農民起義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能是自發嘗試改革。
改革嘛，經濟情況就是這樣，改來改去無非就那幾樣。
攤丁入畝。
攤畝入丁。
士紳貴族優免。
士紳一體納糧。
基本上就是這四種玩意兒，排列組合、拆分重構。
和明末的思想家類似，朝鮮那邊的儒生，也是針對這四種排列組合，給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把稅按照人頭均攤在每個人頭上的口錢法。
有要求“士紳”一體納糧的戶布法。
有攤丁入畝的結布法。
還有諸多類似的這種排列拆分組合的設想。
改來改去，也就那么回事。
如果，沒有大順入場、沒有釜山租借、仁川開埠、蘇南輕工業革命自織機下鄉，之后的演化路線是非常容易推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