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件事放在后世，那不過是一次再正常不過的尋訪，但在漢室，在古華夏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上，這就是破壞政治規則。
在下令朝堂‘徹查該老農所在地的行政狀況’后，劉弘所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如何解決老農的困難，如何改善當地的行政。
而是劉弘要跟朝堂給出一個解釋：自己為什么會和一個老農搭上話？
自己又為什么會出現在農田邊上？
或許在后世人看來，這有些本末倒置：問題的關鍵，不應該是老農的悲慘遭遇，以及當地官員的問題嗎？
怎么又成了劉弘無故外出的惹得禍？
實際上，即便是在后世，類似的事情也會得到相似的處理方式。
——只要沒有引起太過巨大的輿論關注。
在漢室，以及其他封建時代也一樣，還是同樣一件‘老農向皇帝狀告官員不作為’的事。
如果是老農在田邊，跟穿著便服的皇帝劉弘隨口一說，那這件事，劉弘最后大概率要承擔‘干涉地方執政’‘鼓勵、慫恿越級報告’‘破壞政治規則’的黑鍋。
可要是劉弘在聽說這件事之后，跟老農說：老人家，這件事小子我管不了，估計皇帝老兒能管，我知道登聞鼓在哪里，我帶你去吧？
如果最后老頭兒真的敲響了登聞鼓，并和換了身衣服的劉弘又說了一遍當地官員魚肉百姓的事，那劉弘就不算破壞政治規則了。
——人家自己來找我說的，又不是我問的~
或許說起來很復雜，但簡單概括一下，實際上也很好理解：皇帝向下不越級，起碼是不大幅度越級考察，官員向上不越級匯報。
這主要來源于華夏政治文化秩序中，最具代表性的‘我上司的上司不是我上司’。
而這一點，在漢室又尤其的明顯。
至于其中的內在邏輯，實際上也很好理解：在漢室，直系上下屬之間，往往也會存在間接，乃至于直接競爭關系。
蓋因為漢室的政治晉升秩序，并非是嚴格按照后世那樣，一級一級往上爬的方式，而是在適度滿足資歷、履歷的條件下，挑選能力最強的那一個人。
例如說：某郡郡衙的千石級屬衙，如郡都郵等屬衙主官空缺，那該空缺的競爭者，往往會是該郡秩祿千石以下一到三級以內的所有官員。
比如某個大縣縣令比千石秩祿，縣尉六百石級別，理論上都有可能出任該郡的都郵。
或許最終，那個六百石級別的縣尉會成為千石級別的郡都郵，對原先的縣令實現彎道超車，成為那個比千石級別的縣令之上官。
但這絲毫不影響在此之前，縣尉還沒成為郡都郵的時候，面見縣令時，都是口稱上官，語呼明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既然上下屬之間存在競爭關系，那越級匯報、舉報的真實性以及目的性，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你是縣令，我是縣尉，郡都郵之位出缺，我們倆都想競爭；
就在這時，剛好有人找上門來跟我說：俺們縣的縣令，可是干過xxx傷天害理的事啊！
這時候，我會怎么做？
如果不是在競爭郡都郵的職務，按照官場最正常的處理方式，此時不外乎兩種處理方法。
其一，找上那個面目可憎的縣令，隱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經知道了某些事，勸他告老還鄉，自留體面。
其二，便是在事態失控之前，上報最近一級的上級行政單位，如郡守府等，讓郡守出面，暗中把這個禍害百姓的縣令處理掉，將此事的影響控制在最小。
說白了就是無論如何處理，都要保證該縣正常運轉，不被縣令落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政府停擺。
封建時代，穩定，長久的穩定，才是亙古不變的重中之重。
但有了這么一層競爭關系，作為競爭對手的‘我’，可能就不會再考慮‘控制事態影響’了。
原本能上報的郡守府的，‘我’可能會往丞相府匯報；原本能報告御史大夫的，‘我’可能會直接捅到廷尉屬衙前，反正就是不嫌事兒大，無所不用其極把事情鬧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