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借助電視媒體所提供的想象空間，春節聯歡晚會毫無疑問畫上時代的痕跡，成為社會語境的產物。
比如《牛大叔提干》中牛大叔對社會造假現象的抨擊：裝經理，現在經理也多，連我們后院兒老楊頭養兩只種羊，現在都管他叫羊種。
硬生生打臉當時的拜金。
另一個熟悉的身影范偉，彼時的范老師還未轉型，專門塑造反面典型。什么領導司機、領導秘書、看不起勞動人民的小頭目……
直到98年的《拜年》，終于變成即將升職的范縣長。身上是城市中的另一種代表，他們現實、功利，有著市場轉型時期的迷茫與墮落。
真正成為范偉演藝生涯分水嶺的是《賣拐》和《賣車》，不再梳著偏分發型，戴著金絲眼鏡，變成腦袋大、脖子粗的笨拙小人物，這個形象讓全國觀眾瞬間認識并同情起他。
小品說完就是二人轉，你仔細品，是不是也有一點脫口秀的特征？
之所以這種單人表演形式能夠出現在東北演員的節目中，與前炕上嘮嗑密切相關。因為炕上嘮嗑并非是一問一答式，而是一人主講，另一人如同捧哏一般聽其講故事，一人主講結束后，另一人開始自己的講述。
在同一時空內，東北的嘮嗑往往是一人敘述的而敘述內容中又夾雜許多趣聞，這不就是就是包袱和梗？
脫口秀是一種工業化產物，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東北小品也是一種工業轉型期的產物，兩種形式相向而來，讓東北人在脫口秀中找到了重新說話的地方。
只不過他們的脫口秀內容，更多是體現某種群體的心聲，我們聽到東北的口音，卻看不到東北的黑土，如王勉的《逃避之歌》。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逃避。
多少面對繁忙工作的年輕人聽到這句話時，會大呼過癮。然而這種態度只能存在于脫口秀的段子里，現實中依然是成堆成堆無法回避的事實。
可能這就是今天脫口秀演員與東北小品語言藝術的不同，他們讓人回歸于本身，專注于個人的情感，從而引發一個時代群體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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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中發現喪文化在年輕人情緒中的蔓延，這不只體現在段子里，也體現在動作里。不信看看李雪琴。
剛出場就連續出現三個喪。
人家也是京城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同為脫口秀演員的呼蘭曾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都是別人家的孩子。
但當褪去光環，成為普通人后，他們用梗戳破這個社會的堅硬壁壘，用自黑和諷刺解構生活的難題，在笑聲中、在默契中、在心領神會中，這屆的年輕人與他們的時代達成和解。
當代年輕人群像表達出同齡人共有的焦慮。這種自黑在東北人的聊天內容中經常出現，是東北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通過自黑來實現自我安慰。
借由喪所傳播出的消極態度，成為一種通過刺痛、主動確認無能與失敗，來宣泄情緒、撫慰脆弱的新快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