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桓譚認為，千年前詩經里的這句話，說明早有智者指出月食乃尋常之事。而進入漢朝后，疆土遼闊，天下太平，對日月星辰的觀測也更加細致。
他記得，司馬遷在《天官書》里就總結了歷代月食的規律，一針見血地指出：月食，常也；日食，為不臧也。言下之意，月食既然有規律可尋，那當是一種“有常”的現象，不能被看成是惡兆。
可司馬遷畢竟是學黃老出身的，這在漢武朝后被視為“三觀不正”，他的微弱聲音淹沒在諸儒喋喋不休的讖緯預言中。
自董仲舒等漢儒以陰陽五行入經，定天人感應，玄學愈演愈烈，也就沒人把司馬遷苦心造詣的結論當回事。每逢月食，公羊家、歐陽尚書、易、齊詩，各派便紛紛提出觀點，與朝政德行強行牽扯，借機打擊政敵，甚至能逼迫皇帝廢后下罪己詔……
桓譚作為一個天文愛好者，一位堅定的“渾天說”支持者，老早就懷疑過月食，只可惜那時還沒千里鏡，觀測不便，前朝文獻又被學閥劉歆收走，諱莫如深，桓譚和揚雄都無法得知歷代確切的記載。
他們也曾去問過劉歆，但劉歆卻言之鑿鑿地說：“司馬遷之言，乃是誤謬，月食無常。”
劉歆雖然卷入政治，但學術水平沒人敢質疑，桓譚也就信了。
直到新莽倒臺，前朝文獻落入第五倫之手，甚至在“保護”劉歆家時，還搜出了老家伙編撰的《三統歷》遺稿逸文，其中很多是未公之于眾的，桓譚回到北方，奉命整理劉歆遺作，這才讀到了一段讓他七竅生煙的話！
“推月食，置會余歲積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
桓譚大為震驚：“原來劉歆早在編撰《三統歷》時，便已根據歷代記載，推算過月食周期了！”
這不是經驗性的總結與目測，而是一整套縝密的算法，推斷出每135個平朔月，便有23次月食季候，平均下來，一年兩次有余。
然而劉歆明明已離揭開事實只差一小步，卻停下了，甚至掩藏成果，新朝時每逢月食，他也沒少摻和，以陰陽學說抨擊政敵不亦樂乎。
桓譚惱火之后，很快就明白了劉歆的用心：“王莽當初重返朝堂，其中一環，便是借漢哀帝時一次月食，令王氏與劉歆趁機進言，攻擊外戚傅后、丁后一派。”
盡管時隔多年，但只要王莽在位，劉歆一旦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讓老王莽的臉往哪擱？加上劉歆也篤信陰陽，不愿承認月食和日升日落一樣，是尋常事，于是就只能自欺欺人：
“天人感應不會有問題，一定是我的計算出了錯誤！”
這老家伙遂假裝一切如故，讓這計算沉于簡牘之中，直到被桓譚翻了出來。
而當第五倫得知此事后，也頗為感慨，暗想：“果然，當學術牽扯到政治，就別想自由正確了。”
話雖如此，第五倫欲破除日月食乃至于地震、洪水、旱災這些“災異”身上的迷霧，其實也是出于政治目的。
他喜歡一切都在掌控之內，但按照天人感應那一套，卻總是帶來意外。國家這么大，怎么可能處處風調雨順，但凡疆域內出了一點災害，都是政治失德造成的，哪還怎么做事？盡管第五倫已狠狠打壓，但篤信這些的士人，仍會暗暗形成輿情，對著不滿之處指手畫腳。若是大一統，也隨他們鬧去，可如今吳、蜀尚在，被對方借題發揮引發動蕩，煽動民情就不妙了。
所以要選擇最容易推演的月食周期入手，進一步打擊讖緯神學，讓隔壁劉秀、公孫述每逢災異跳大神的舉措，看起來像個笑話。
兩年前的武德七年三月，長安同一天遭遇日食、月食，就鬧得人心惶惶，官府辟謠也沒起到大用，必須要提前預測才行——劉歆《三統歷》中的月食周期確實有錯誤，沒法完全精確，桓譚必須重新推算才行。
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第五倫遂對桓譚的觀測竭力支持，令工坊燒制更加透明的玻璃，改進千里鏡，讓它的倍數一點點增加……
桓譚一點點接近了他想要的“真相”，為了向太學士人們證明月亮的陰晴圓缺并非是體積盈縮，桓譚進行過一次觀測。
那天晚上，夜色清朗，繁星閃爍，一彎新月浮游夜空。桓譚帶著太學百名士人，站在未央宮的觀星臺上，觀測西方白虎第5宿，一顆明亮的星星“畢月烏”，看它怎樣被逐漸移近的娥眉月所掩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