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林樓還要去非洲做項目，實在是沒這個時間，他們只能在歐洲和日本本地尋找代言人了，林樓向他們推薦了扎哈和磯崎新這兩位新結實的朋友，扎哈的山頂俱樂部在歐洲同樣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磯崎新更是成名已久的大師，由他們出面肯定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演講結束之后，林樓休息了兩天，然后又開始工作，這回就不是為歐特克公司而工作了，而是去美國的院校以及一些研究機構了解美國的城市化進程和城市規劃史，好為自己的觀點提供理論支撐與數據支撐。
北京城還有中國其他城市在未來規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林樓大多都知道，但如何說服規劃委員會乃至更高級的城市管理者接受，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總不能顛顛地跑過去對大領導說，我是重生的，你就聽我的吧！
那還不得直接被送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去，嗯，這醫院現在還沒改名呢，叫做北京醫學院精神衛生研究所。
中國如今的城市規劃比歐美國家落后，這既是壞事兒也是好事兒，后發國家可以摸著先進國家的經驗過河，許多在中國還沒有發生的事兒，他們已經經歷過了，能搞清楚這些，找到這方面的資料，咱們就不用再走一遍彎路了。
當然，也不是所有東西都能找到參照的，中國的國情畢竟與這些先進國家不同，有些事情他們這么做合理，放到中國卻不一定合適，有些方案在美國無法實施，卻不代表中國也一樣，所以在資料的選擇上也應該有所取舍。
現如今也不是沒人來美國學習城市規劃方面的知識，但是他們的做法往往有一個誤區，那就是只盯著美國最新、最先進的地方！
你要問這些東西好不好，那肯定是好，但符不符合中國的具體情況，那就不好說了，因為美國的城市化進程歷史悠久，從十九世紀就開始了集中性城市化進程階段，而中國那時候還處于我大清的統治之下呢。
1800年，美國城市人口只占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而到了1900年，這一數字就達到了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十世紀，美國的城市化進程就開始從集中性向擴散型改變，具體表現為城市郊區化。
由于集中性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大城市中心環境、交通、治安等情況的惡化，而郊區具有環境好、低價低等優勢，城市中高收入階層開始紛紛向外遷徙，產業逐漸伴隨人口向郊區擴散，這種情況的發展導致了衛星城的出現。
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城市化要慢得多，尤其在1978年以前，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國大陸僅由11.2%上升到19.4%。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城市化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區域發展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制約；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優先于地域轉換；城市運行機制具有非商品經濟的特征。
這種城市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城鄉之間相互隔離和相互封閉的“二元社會”，即由財產制度、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就業制度、養老制度、勞動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體制度所造成的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構成了城鄉之間的壁壘，阻止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動。
而到了1978年以后，由于知識青年、下放干部返城，經濟發展等原因，城市化進程開始提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提高到1984年的年均提高0.85個百分點，是過去的兩倍還多。
到了九十年代，城市化進程稍微有所放緩，但每年也有0.4%以上的增長率，1998年城市化率由提高到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提高到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城鎮人口的所占的比例就翻了近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