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固然有柯布西耶這樣同時在兩個領域都開創了一個時代的大師，但天才總是有限的，大多數人在一個領域能入門就不錯了，貝聿銘的建筑設計作品固然讓人印象深刻，可他在城市規劃領域卻也沒有太多建樹。
所以當林樓帶著自己的模型沙盤過來后，一開始羅杰斯并沒有太過注意，但是當他看了第一眼，就再也挪不開目光了。
而且是越看越吃驚，如果說林樓經常來往于歐美國家，見識過紐約曼哈頓、倫敦金融城、東京新宿、新加坡中心區、香江中環等世界著名金融中心區的規劃設計細節，并在此基礎上根據陸家嘴的具體情況，給出相當合理的規劃，他也不至于如此吃驚。
他吃驚的原因在于理論的不同，1933年，國際建筑學會通過了《雅典憲章》，此后幾十年，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城市規劃，大多都遵循著《雅典憲章》中的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雅典憲章》已經漸漸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了。
于是在1977年，一些城市規劃設計師聚集于利馬，以《雅典憲章》為出發點進行了討論，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馬丘比丘憲章》，《馬丘比丘憲章》開始取代《雅典憲章》，繼續成為城市規劃師們的理論基礎。
在那之后，《馬丘比丘憲章》也像《雅典憲章》一樣，慢慢地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求了，于是，許多規劃師都在思索著新的規劃理論，羅杰斯也不例外，原本他以為這種理論或許會誕生于下一次全球建筑師大會，又或者誕生于某位發達國家的規劃大師之手。
但是等他看了林樓的作品后，卻赫然發現，在遙遠的東方，已經有一位年輕人進行了深入的思索，并且拿出相當成熟的作品了！這種沖擊，一點也不比那些世界知名建筑大師看到海東省博物館項目時收到的沖擊小，因為他們都看到了本領域的未來。
“前些年，我們清華大學建筑系的系主任吳委員開始撰寫一本叫《廣義建筑學》的書，吳委員認為，20世紀以其獨特的方式豐富了建筑史，但許多建筑環境卻難盡如人意，始料未及的建設性破壞延也屢見不鮮，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趨同現象和特色危機更是日趨嚴重，而建筑形式的精神意義在于根植文化傳統的內在理路，建筑學的發展作為綜合利用多種要素以滿足人類住區需要的完整現象，需要對未來的建筑學體系重新加以系統地整合。”
“并且，在現代社會發展中，隨著規模和視野的日益加大，隨著建設周期的不斷縮短，對建筑師視建筑、地景和城市規劃為一體提出更加切實的要求，也帶來更大的機遇；對城鎮住區來說，將規劃建設、新建筑設計、歷史環境保護、一般建筑維修與改建、古舊建筑合理地重新使用等，納入一個動態的、生生不息的循環體系之中，是廣義建筑學的重要使命。”
“同時，多層次的技術構建以及技術與人文的結合是21世紀新建筑學的必然趨勢，也是廣義建筑學的題中之義。”
“吳委員邀請我參與了這部書的編纂撰寫工作，在撰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和吳委員討論了城市規劃的未來發展方向，并且有了一定的成果，等開始做這個項目的時候，我便把這些東西加了進去！”林樓介紹道。
“那么，那能買到你的書？”羅杰斯迫不及待的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