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想弄銀子，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這幾兩火耗上面，想要開源，就要動腦子，在其它地方開源！”
看著仍然堅持己見的姚湘，朱明忠笑著說道。
“古往今來，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個字“開源節流”，這開源節流，最關鍵的莫過于開源，僅僅只是節流也能節出多少錢？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慮“開源”，當然這個源如何開，這才是最關鍵的！”
對于如何開源，朱明忠早就已經是成腹在胸，終有超越這個時代說百年經驗的他，自然知道應該如何開源。看著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說道。
“關鍵還是“關市之征”！”
朱明忠口中的“關市之征”實際上就就是后世所謂的商稅。所謂關指販運商品通過之關卡。市指商品貿易之市集。以鈔關為例，在天啟年間更是高達40余萬兩。
與很多人臆想著的的明朝不征商稅不同，或者對商人持之以寬截然不同，相比于滿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稅作為重農抑商的根本**，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連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稅，國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隨著商業的發展，商稅負擔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減輕，甚至會不斷加稅屢次導致民變。
“關市之征？”
幾乎是在朱明忠話聲剛落，顧炎武急忙出言說道。
“經略萬萬不可再加關市之征，前朝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困詔察某，不能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如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余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
在過去的十數年間，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顧炎武，自然知道這屢加“關市之征”帶來的弊端，所以才會出言反對。
“崇禎13年，河西務、臨清、揚州、蘇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鈔關加之崇文門商稅征銀約80萬兩（1），全國其它鈔關四十余處雖不及七關，年入不過只是稍遜……”
看著經略，顧炎武又繼續說道。
“而崇禎元年，七地鈔關加之崇文門商稅征銀約55萬兩（2），不過短短十三年，稅額增加近倍……自加稅之令下，而市價日高一日，小民日窮一日，至于挑擔背負，零星瑣屑無得免者……”
對于顧炎武的反對，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語，在商品經濟并不發達的這個時代。征收商稅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即便是在未來，在90年代稅務改革的時候，考慮到稅收征收的難度，政府仍然選擇了以生產環節征收為主，因為政府無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在消費環節征收稅金，所以選擇了相對簡單的生產環節征收。
但是在這個時代，在這個時代并沒有后世的工廠。只有那種小農經濟，頂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來，商業稅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樣，一張嘴就能收來的。畢竟，即便是在21世紀，零售以及消費環節征稅，依然是一個困擾政府難題。
21世紀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17世紀想要加以解決。根本就是癡心妄想！
也正是因為對于時代的比過去更為了解。他不僅了解到這個時代的商稅征收是以稅關征收為主，市稅為輔，而城市中對商鋪收的零散多達數十種雜稅，到底上相當于后世的“費”，大都用于地方官府開支。因為了解這一切，現在他自然不會像過去一樣，之所以想當然的以為明朝加三餉時“專加西北不加東南”，那根本就是無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來，南方的田土農業經濟價值便優于北方，所以平均每畝的田稅也較北方重。身為江淮經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現在常州府每畝稅銀是一錢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稅收相應較輕，有一畝五六分者，也有一畝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過五分。而對應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謂的“閹黨收商稅”、“東林黨反對收商稅”，同樣也只是網絡段子。甚至與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閹黨”才是真正反對收商稅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禎朝“免榷潼關咸陽商稅，市恩商賈”，還是那些個“有才有德”的“閹黨”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責為反對收商稅的東林黨，反倒是商稅的主張者。如何士晉在兩廣任上時就曾改革遼餉征收，試圖用增加商稅的方法，來抵免田畝加派，可以說看起來何士晉是最像所謂的“閹黨”的人，然而讓一些后世的“閹黨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東林黨人。甚至何士晉免除加派，試圖用商稅補充遼餉的改革方案，后來也是閹黨的攻擊他貪污**一項劣跡。
當然，對于朱明忠來說，他非常清楚，所謂的“東林黨”也好，“閹黨”也罷，他們都主張從來都是為了打擊對手。而不是為了國家，當然，他們的嘴上永遠都是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