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或許讓人引以為戒，但是這句話與歷史一再的告訴統治者——民眾會推翻他們的統治。
一次次的起義，盡管有著天災**、貪官污吏等諸多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百姓對于皇家有忠誠是有限的，在絕大多數時候，于百姓的心中，皇家只是交皇糧、納苛捐的對象。
順民會變成暴民，義民會變成賊寇。
而朝廷制定法律，一方面固然是為了保持社會的最基本秩序，而另一方面，則是威懾大多數百姓——約束其為順民。這也是法家的核心——制民、愚民。
至于大臣……他們來自于民眾，替皇家統治百姓。按照階級論而言，當民為官時，為統治者服務的他們往往會背叛自己的階級——百姓。對舊階級的背叛，讓他們得到了權力、地位，屁股決定了腦袋。如果背叛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權力，這些本質上的背叛者中的想當一部分，會選擇背叛。
民與官，與皇家，從來都不是同一階層的，盡管官看似是“統治階層”。
皇帝的基本盤是什么人？
隨時準備推翻他們的百姓？
還是隨時準備著謀權的官員？
都不是！
是世襲罔替、與國同休的勛貴！
與被統治的百姓不同，與憑才學進入“統治階層”的官員不同，勛貴與皇家相似，他們“生而統治”，他們憑借血統，就可以擠身高位。這也是為什么古往今來，勛貴是文官的天然對立面的原因。
“而且勛貴生而尊貴，往往二三十歲，但可位居高位，而為官者卻需十年寒窗，從小吏一步步晉升，其數十年辛苦，卻不如勛貴繼承人的門楣之貴，如此，他們心理自然難以平衡，所以于朝中，文官與勛貴無疑是對立的。而這種對立……”
看了父皇一眼，朱和圻說道。
“于皇家是有利的，皇家只需要平衡好兩者的關系，既可保持政局的穩定。”
盡管兒子的回答，讓朱明忠感覺頗為滿意，但是他的回答還是沒有涉及到關鍵的核心——皇帝同樣也是文官的對立面！
因為皇帝，也是生而尊貴！
這恰恰是皇家與勛貴最大的共通之處，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是天然的盟友。勛貴的利益早就捆綁在國家的身上，完全依附于皇權。明智的君主應該想辦法確保勛貴后代的培養育才，而不是將其視為皇權的威脅，加以打壓。而且他們還是平衡大臣的籌碼，因為他們隨時可取而代之。
就像英國一樣，一戰后的貴族內閣，在戰爭結束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恢復帝國的榮耀，那怕代價是那些在大陸前線的泥濘中掙扎、犧牲了數年的士兵們，退役后需要忍受疾病、貧窮，也在所不惜。對于貴族高層而言，相比于百姓眼前的福祉，他們在意的是帝國的利益。
而二戰后把丘吉爾趕下臺的文官內閣，他們所考慮的從來不是帝國的利益，永遠都是——選票！
他們為了選票，可以放棄一切！
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們在那里喊著“我們的責任，是確保我們的朋友、家人、鄰居，英國的勞動人民，不會再遭到當權者的背叛……全民醫保、全民住宅、從生到死，全面的福利”。
然后，為了達到這一切，英國人放棄了全部，印度、非洲……他們把大艦隊送進船廠拆除，變成了建材，把武器扔進熔爐，變成了玩具。不過只是短短幾年，曾經顯赫一時的大英帝國，就走向了沒路。
而在幾十年前的另一場戰爭結束的時候，那些貴族出身的當權者們在干著什么？當士兵們拖著泥濘的雙足回到英國，希望回到曾許諾給他們的“英雄之鄉”時，在倫敦的密室中，那些貴族政客們，他們坐在壁爐前，手拿威士忌、叼著雪茄煙，在那里談論著如何鞏固他們的殖民，恢復在戰爭中受到重創的大英帝國的威信，那怕此時，整個島嶼都面臨著饑餓、疾病。
短期的代價之后，殖民地的資源源源不斷的進入本土，殖民地龐大的市場刺激了英國的經濟恢復。大英帝國很快再一次重新恢復了他們的領導地位，即便是在經濟危機中，憑借著龐大的殖民地，英國、法國很快走出了蕭條，反觀美國，如果沒有二戰的拯救，他們會陷入長期的大蕭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