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些新出現的市鎮也被設為新縣，設立官府，使得這些市鎮不再是無官府管理狀態。
而這也帶來了官員數量大量增加，朝廷財政支出加大，朱厚照這倒不擔心，增加官員數量和因此帶來的公職人員俸祿支出增加也是增加公共事業投入的結果。
要想江南的公共管理更好更全面，增加公共事業投入是在所難免的。
至于將來，這些官員為了保障自己的收入與待遇，會不會主動要求增加商稅征收也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官員數量大量增加，考慮到行政效率的問題，在權力分配上也發生了改變，南直隸與浙江兩省地方四品及四品以下的官員由各省會選，會選方式是成立省委和省常委，各省知府與省機關各廳堂官即參議與各省參政與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組成，由其會選出四品與四品以上官員，然后由組織廳任命。
這種中下層官員任命權本來是掌握在吏部手里的，吏部直接銓敘任命中下層官員。
南直隸和浙江的中下層官員更是直接由南京吏部負責。
而如今，朱厚照與王守仁這么做，等于剝奪了南京吏部的這個權力，準確地說，是剝奪了南京文選司郎中的這個權利。
這并不意外，大明很多時候的政治運轉就掌握在這些四品以下的小官手里。
給事中、御史、吏部文選司與兵部武選司這些官員都是掌大權的小官，當然也容易變成巨貪。
如今，朱厚照和王守仁把這個權利直接給地方，自然是在制度上盡量避免這些小官巨貪出現，同時也避免這些在京小官不知地方實情而胡亂任命。
讓地方主要官員會選算是在官員內部搞推選，與朝廷廷推模式一樣，這樣可以選出盡可能合理和平衡化的官員，也避免一個文選司郎中就可以通過控制天下官吏任命而操縱整個天下，甚至帶領整個文官集團與皇帝對抗。
改成目前這樣，就算還有掌控人事任免的官員要操縱政局也只能是操縱一個省。
當然，名義上天下所有官吏都是皇帝任免的。
不過，現實上是不可能的，地理因素與個人精力有限的因素，朱厚照必須把權力下放，而如何下放是需要考慮的，如今這種把權力不下放的一個人手里自然是更為科學的。
但這樣一來，也變相地增加了地方自治權。
不過，朱厚照看過錢穆的《中國古代政治得失》，他記得按照錢穆的觀點，地方自治權加大一定程度的加大是利于民生的，中國古代是一個中央不斷集權地方自治權不斷縮水的過程，造成中國古代越來越趨于內斂保守和不顧地方民生。
如漢唐地方刺史權力便很大，甚至幾同于諸侯，宋時是中央派遣專員負責地方事務，如今大明是巡撫巡按等京官管理地方，而且逐漸由臨時派遣變成長期駐守地方，清朝更不用說，巡撫上面還有個總督。
朱厚照不知道增加地方自治權是好還是壞，但在南直隸和浙江試點，他也只能先試試。
畢竟南直隸與浙江的政治經濟比較特殊，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或許真的需要有一定自主性才能使其做出一些更加合理和開放乃至先進的政策，也許一些近代化的政令由中央朝廷頒布不一定適用于全國甚至會導致大亂，但南直隸與浙江自己實施會好一點。
比如，伍文定便開始在南直隸實行起征稅只征銀元的制度來，這在南直隸實施很符合百姓利益需求，畢竟南直隸的百姓都不怎么種田，主要是務工經商，而且兌換銀元也方便，自然更適合繳納銀元而不適合繳納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