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對于江南百姓而言，生活真的很愜意，做生意不再擔心有行霸，新官上任也都在燃燒著自己的三把火，而且因為受朝廷考核制度影響，一些地方官為了政績還會在政策上對客商以及手工業者特別對待，使得百姓們個人收入是蹭蹭的往上漲。
南京、蘇州、松江、寧波、杭州的人口數量直接增加數萬乃至數十萬，別墅園林乃至高檔小區開始陸陸續續出現，城鎮化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一個小鎮年貿易額便突破百萬銀元，一普通平民到松江賣貨便能一日賺數千銀元。
可是，這百姓倒是富裕了，朝廷還一直處于虧損狀態。
海貿與殖民地掠奪帶來的國家收入在越來越大比例的投入到江南的市政經費維持中來，讓其他地方的督撫乃至京官們都開始有了很大意見。
即便是南直隸與浙江地方官員也看不下去，自己官府修個路還得從中央朝廷撥的款里擠出來，而地方財閥卻可以為了一花魁一夜擲萬金。
建立江南新的稅政體制是朱厚照待在南京改革江南體制的最重要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也是朝廷許多官員都想要做的。
沒辦法，朝廷的官員們不能白干活不拿工錢，從某種角度上來講，朝廷就是統治這塊地方的土匪集團，要想土匪們護你們安全不從你們手里直接奪，你們就得交保護費。
如果朝廷不建立稅收制度來收取合法的保護費，官員們只能用潛規則來收，滋生**，最典型的便是權力尋租。
事實上，在朱厚照待在南京的第三年，已經開始出現了這種跡象，一些新進入官場的官員們見商人百姓相繼豪富起來，開始出現了心里不平衡，開始從商人集團手里獲取好處，也開始利用權力為自己謀私，甚至還有直接巧取豪奪的。
“現在南直隸與浙江大都以經商務工為主，但稅賦卻依舊在以征收田賦為準，三十稅一，以糧價推算，則三十銀元之利取其一，可現在就算是普通百姓經商所得利潤一次也不下數千銀元，此稅政已極為不合理！”
王守仁此時便在朝堂上提出了自己在南直隸所發現的現象。
但這時候，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站了出來：“陛下，臣以為，王閣老此言差矣，南直隸與浙江歲賦歷來最重，其他各省不及南直隸與浙江歲賦一半，朝廷應當予以蠲免方是以惜民力，如何還能加征，加征實乃萬萬不可之事啊！”
“南直隸與浙江多少田畝，其他各省多少田畝，南直隸與浙江多少戶，其他各省多少戶，王部堂難道不清楚嗎，南直隸與浙江歲賦重于其他各省才是正常，而輕于其他各省才是不正常！”
王守仁不由得回懟了一句，他自己也是浙江人，但他又是朝廷銀行股東，自然清楚如今的政策是朝廷受益還是浙江地方士紳受益，但也因此，現在的他也要為了國家利益，增加一些江浙士民的負擔，這樣才能讓朝廷有更多的財力去建設西北西南貧瘠地區。
“陛下，臣以為輕徭薄賦方乃朝廷仁政，民富也是朝廷之福，朝廷當以節儉治國，又何必奪民之利！”
南京戶部左侍郎張晉也不提議加賦，但似乎也說的很有道理，減稅免稅本來就是善政，盛世之朝從未有加賦之說。
“可今年的審計核算發現，天下諸省歲賦收入與支出不相抵，而寅吃卯糧之省有六省，云南、貴州、新增之甘肅、南直隸、浙江；
云貴甘素來貧瘠，入不敷出也算正常，本來云貴全賴四川之歲賦供應，甘肅也全賴朝廷撥款；
可南直隸與浙江這兩年也開始入不敷出，甚至虧空達千萬銀元之巨！而南直隸與浙江如今海貿已不下十億銀元，敢問南直隸與浙江為何還會虧損！需由朝廷湖廣、兩廣、山東等地接濟！”
大明第一任審計署戶部左侍郎叢蘭主導了大明審計工作，開始全面負責管控大明國有資產，但也正因為此，讓他發現了江南體制改革后帶來的財政負擔，使得他不得不趕來了南京，幫助王守仁力促皇帝朱厚照改革江南稅政。
作為山東人的他可不希望自己山東百姓還拿買番薯的錢去給江南官員付進青樓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