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告辭離去，王宵獵命手下搬了一把交椅，坐在花叢旁邊，慢慢喝茶。
官方做事情，要有原則。像民間制假幣的案子，當然以危害為原則，酌情量刑。自己畫假幣，再是賣命，也不可能畫多少。對于畫的人，判刑也就不必重了。如果是印紙幣，哪怕是同樣數量，也要重刑。
法律定出來，犯法的人實際上會分布為一條曲線。需要執法者注意的，是這一條曲線的分布。執法者掌控曲線的標準差，既有效的管理社會，又不會讓百姓覺得法律苛刻。
這就跟工廠里，控制質量的標準差一個道理。我要讓產品的質量達到什么水平，有多少不合格是可以接受的，出現了異常，讓質量曲線變形要趕快處理。而不是去爭論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爭論什么是公正公平，爭論法律該怎么做。法律是社會管理的工具，本身既不代表公平，也不代表正義。
中國的法律，是從西方學過來的。法律學者說起法律來，動輒從柏拉圖和蘇格拉底講起，加上西方現代學者的一些話。甚至要從上帝講起，說人和神的關系，最后云里霧里不知所云。
絕大部分文明，政權最初都是從神來。經過演化，中國變成了從天而來，歐洲變成了從神而來。君權天授和君權神授是不同的，認為相同，是你沒有想明白而已。
最后皇冠落地，世界絕大多數的政權變成了權從民來。但是大部分國家，沒有想明白政權為什么要從民來，怎么從民來。他們只是從歐美學了一套體制，把自己生硬地套進這體制中，渾身不舒服。
皇冠落地，政權便天然地帶了神的生質。這個神，不是上帝，不是各種各樣的自然神，而是從民來的，用其他的文字不足以表達，稱其為神。
圣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政權帶有神性，自然也就帶有視萬物為芻狗的特點，有點不近人情。用工廠里管理質量的方法管理社會，就不近人情。
但做官的到底是人，而不真的是神。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就有了各種意外，要處理各種意外。意外的處理，正是官員顯示自己人性的地方。如果做的好，這些不符合神性的地方，就是官員的光輝之處。
如果把犯法人的分布視為一條曲線，則最集中的區域，處理是沒有爭論的。這些沒有爭論的地方，應該由吏來處理。有爭論的地方，由官處理。處理事情的不同，是官和吏的不同。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建立了一套理論體系，引入了天人感應。后人經常說，引入天人感應從認識論是退步的，在政治體制上還有可說之處。其實在認識論上，如果認為天的含義是逐漸進步的，那么董仲舒的理論也不算退步。而天人感應在政治上，為天子套上一個緊箍咒，肯定是進步的。
面對傳統文化時，如果后人只是從西方學一些定義來進行批判，肯定是不夠的。也可以說，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關于西方文化沒有學通，關于傳統文化也沒有學通。
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古代文化落后了，更不能說古代文化是先進的，批判繼承，是需要后人能力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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