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方哲學有一個另類，那就應該是大胡子了。不過大胡子開了一個頭，西方并沒有接著發展下去。
所以說研究哲學，或者在中國研究思想，要走過時光的盡頭，去看一看他們最開始的在哪里。砝碼是人類制造出來認識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碼做比喻比較合適。對于一個哲學家，或者思想家，都應該問一問，砝碼有多重。標的重量與實際重量不相符，是砝碼錯了，還是標的錯了。
西方哲學家，不管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他們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約。一直到現在，沒有西方思想家能夠沖破這種制約，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不管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如果一定要強行對比中國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爾、孟德斯鳩、盧梭、笛卡爾等人可以類比唐宋諸儒，薩特可以類比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約如此。他們具體的思想或許不同，但其實有脈絡可尋。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難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時間是文明認識的必要條件，想跳過沒有那么簡單。縱然有一兩個超凡脫俗的人物出現，也覆蓋不到普羅大眾。因為你說什么，他們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滅亡以后，中國在文明思想上實際是退步的。朱元璋雖然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功，但在思想上，實際上更加繼承元朝的統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獵曾經看過一部電視劇雍正王朝，記得雍正對誰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厲害的讀書人。這句話說得夠狂妄，所以一直記得。雍正當然是是天下最厲害的讀書人，說出來這句話，要么是雍正無知，要么是寫電視劇定這句臺詞的人無知。讀書人沒那么廉價，雍正縱然是天下的書讀遍，也沒有資格說這句話。無非是一部分讀書人出來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來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來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華文明到了清朝，實際已經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樣無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現在鄙視的民族的樣子罷了。
明朝時候中國出了王陽明，提出了心學。不過心學在中國并沒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島國日本獲得關注。因為日本人關注、推崇，所以某個中國領袖也就推崇。梁啟超甚至提出，中國只有兩個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陽明和曾國藩。王陽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說曾國藩是半個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啟超的時代，中國成了列強的玩物，事事皆差，讀書人失去理智，說一些不靠譜的話情有可原。其實何止是梁啟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漢字，有人提出中國事事皆差，應該全部廢掉學西方。就連魯迅，也是以批判中國的國民性為業的。其實中國的國民性有什么問題是統冶者太差罷了。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批判者。他們說的話有的對，有的錯，但是都是喚起民族覺醒的良藥。正是有了他們，才能夠喚醒更多的革命者。我們也不應當夸大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僅是批判者罷了。
當時間過去近二百年，經過批判者、革命者、建設者的辛苦努力，我們終于有機會，也有條件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這種時候，不能夠正確認識這一點，就顯得有些不合格了。
說中國歷史上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是不對的，中國未必會有資本主義。說宋朝是中國的極盛之世，應該沒有太大的錯誤。這種極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簡單的經濟或軍事。
說西方的哲學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唐宋時期，很多人是不服氣的。在他們眼里，康德、黑格爾和薩特，他們的思想多么偉大，提出的觀點多么鮮明。甚至有的人開口康德，閉口黑格爾，裝出來一副很高深的樣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爾。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陸九淵的時候，他們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陸九淵一樣。正是因為不懂，可以把這些人的書讀熟了，裝作很懂的樣子。
宋朝之后，佛學在中國，在思想層面上登堂入室。說明了中國文明在那個時候碰到了困境，讀書人不得不尋求旁門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說明的不是中國文明的進步，是說明中國思想在那個時候遇到了解決不了的難題，不得不到別人家的思想里暫時逃避，期望找到啟發。
現在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最喜歡的就是研究心學和佛教的禪學。甚至有學者自認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說到得意處喜歡說一句，我到某某禪師面前，可以問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禪師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問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訴你沒悟。
佛是另一種文明。你研究中國哲學，去問和尚甚至問佛，你怎么可能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