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市場近年來的低潮以及如今形勢的好轉，均與美日爭端有關。
從1983年開始，日本廠商開出的海量產能，導致這一年64K和256K的主流DRAM供過于求，價格暴跌了70%。內存價格暴跌，使得正在跟進投資更新技術設備的美國企業，普遍陷入巨額虧損狀態。難以承受虧損的美國企業，紛紛退出DRAM市場，日本廠商也因此鞏固了自己的優勢地位，一舉占據了64K、128K、256K和1MDRAM市場90%的份額。
也因此，半導體陷入低潮。
但是美國自然不甘心失利，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頻繁向政府游說，向國會遞交一份正式的301條款文本，要求美國政府制止日本公司的傾銷行為。雖然期間，美國商務部與日本通產省，就301條款和反傾銷訴訟進行談判，卻對美國半導體產業并沒有什么幫助。
301條款就是，美國在自由貿易不利于自己的時候，動用國家的力量，進行制裁和報復的手段。
隨后，日本通產省不得不與美國商務部，簽署第一次《美日半導體協議》。根據這項協議，美國暫時停止對日本企業的反傾銷訴訟。但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日本政府促進日本企業，購買美國生產的半導體，加強政府對價格的監督機制以防止傾銷，卻依舊沒能遏制住日本。
于是去年三月，第一次協議依舊沒能挽救美國半導體產業的時候，美國政府宣布了對含日本芯片的日本產品征收反傾銷稅等報復措施。這一次效果逐漸顯現，以致于最終，日本承諾通過減少DRAM產量來提高芯片價格。但當時美國計算機行業需求增長，導致全球市場上256KDRAM的嚴重短缺。
這場爭端，最終獲益的既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而是貿易爭端之外的韓國意外崛起。
“張院長，合作愉快。”蔡致良簽字畫押之后，終于定下了這筆投資。
臺積電成立于1987年2月，由荷蘭飛利浦提供技術授權，原計劃建立一座6英寸的晶圓廠，為茂矽和華智等沒有晶圓廠的半導體設計公司，提供代工生產。這是一種全新的模式，沒有人看好這種模式。
以致于原本由臺灣7家企業參股的5000萬美元資金，遲遲不能到位，這便便宜了蔡致良，以500萬美元拿下2.4%的股權。
“蔡先生眼光長遠。”張仲謀不知道是在夸蔡致良，還是夸自己的創舉。
“那是自然，我對代工的模式很感興趣，如果還有其他股東選擇退出的話，可以通知我。”對于原始股，蔡致良自然是拿的越多越好。
張仲謀明顯愣了一下，笑道：“能問一下緣由嗎？”
“也沒什么緣由。”蔡致良提起了聯華電子，道：“我記得聯華電子成立之際，原本承諾入股的大企業也是如今日這般，消極抵制。結果呢，僅僅兩年的時間，便收回所有的成本。半導體屬于朝陽產業，只要6英寸的晶圓廠一建立，盈利是很容易的。就好比站在風口放風箏，總是比其他人要容易些。”
蔡致良本想說，站在風口上，豬也能飛起來。
現在的臺積電，以及目前臺灣最大的半導體產業聯華電子，都是工研院的產業，算是省級國企。
七十年代末，臺灣工研院電子所成立了聯華電子公司籌備辦公室，計劃集資8億元新臺幣，并邀請聲寶、大同、東元、裕隆等民營企業加入。結果這些大企業消極抵抗。在行政院長孫運璇再三說服下，最終只籌集到5億元新臺幣，其中政府占股居然高達70%。聯華電子成立后，進駐新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從美國引進4英寸晶圓生產線，主要生產電子表、電子樂器、程控電話等民用產品IC部件。到1985年聯華的營業額達到12.89億元（約3200萬美元），獲利2.17億元，成為臺灣產業新貴，豐厚的利潤立時讓人眼紅。
“說法很新奇。”張仲謀不置可否。
“張院長曾經是德州儀器的副總裁，想必對于美國目前的半島體現狀，十分了解。我計劃建立一座專業的DRAM工廠，張院長能否做個中人。”
蔡致良調查過，目前在臺灣做半導體，拉上工研院是最能夠事半功倍的。而且工研院的制程技術也是蔡致良需要的，只是授權方面的談判還在進行中。
張仲謀道：“據我所知，德州儀器并不介意將技術授權給臺灣半導體公司。”
“這話是不假，只是1M的DRAM技術授權有些困難，目前只能得到256K的技術授權。你也了解這個行業，如今最先進的技術，4M的DRAM已經量產，16M的DRAM樣品，年初的時候已經出現，想來明年就可以量產。這256K的技術授權，已經是十分的雞肋。畢竟距離256K量產，已經過去好幾個18個月了。”
18個月，這是著名的摩爾定律：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的數目，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