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稅改革，在這個時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監管問題，這個時代的朝廷，沒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監管商業活動，也就是說你壓根就不知道一個商人一年能賺多少錢，也就不知道該收多少稅合適。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國家損失了。
所以在商稅問題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碼頭，比如城門，有多少財貨進出城門，然后由收稅的官員決定收多少錢，這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官員真的知道別人這一車貨物值多少錢嗎官員真的知道這一車貨物能賺多少錢嗎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這個官員，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車貨本來應該交十貫錢的稅收，最后官員拿了五貫錢，國家拿了一貫錢，商人少出了四貫。甚至許多商人都不用交錢，把官員打點好了，貨物就自由進出了。
還有服務行業的稅收問題，那就更簡單粗暴了，比如樊樓一年交了多少稅那完全就是關系打點的問題，不是錢的問題。但是樊樓一年賺了多少錢少說也有幾十上百萬貫的錢，這些錢，國家幾乎都收不到稅收。
這就是為何大宋朝社會氛圍如此寬松，商業如此發達，但是商稅從來都是朝廷收入極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甘奇很是認真的想了這個問題，引入了一個東西，叫作稅務發票的東西。這個東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帶來無數的稅收。
因為汴梁城，本身就是一個為讀書人，為官員階層服務的城市。
推行稅務發票，只要推行一個制度就行了。那就是所有的衙門，所有的官員，吏差，只要報銷公款，都要有朝廷的稅務發票，才能從衙門里拿到錢。
稅務部門，只需要依據每個商家開出去了多少發票，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稅收，整個汴梁城的商稅，必然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僅僅這一座百萬人口的城池，就能收到不可想想象的商稅。因為這座城池，從上至下，都依托朝廷財政。官員領回來俸祿，養活家中老小以及下人，官員的家眷與下人，拿著錢出去消費，養活著酒店布店香料，一層一層的消費，又養活著無數的販夫走卒。官員俸祿，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這些福利也可以變成直接發錢，原來發布，現在不發了，發錢，你去買布，再拿著發票來報銷。
官員俸祿只是其一，本身每個衙門都有各種支出，買糧也好，置辦兵器也好，買筆墨紙硯也好，衙差的公服，衙差辦事辦案的用度，甚至公款的吃喝用度
這就是汴梁城基本的經濟生態。
只要加入了發票這個東西，所有衙門開支，皆要發票，度支衙門給其他衙門撥錢，也要發票來核對。
發票就很容易推廣起來。朝廷甚至可以不用再讓官員在城門口收錢，也不用管商家們賺了多少錢，朝廷只需要在每一筆交易中收取合理的稅收。朝廷的基本商稅，也就拿住了。
以后還可以再擴展發票的用處，比如有發票，才能形成商業糾紛，衙門才會受理這個商業糾紛。比如還可以把發票與彩票結合起來，發票是可以中巨獎的。比如交稅越多的商家，可以得到什么好處，比如子孫考官學上可以優先錄取
如此種種
當然，也還有發票造假的事情，這就得用上各種防范手段了。不過，這也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稅務衙門多多巡查之類的手段可以控制一下。完全解決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甘奇的認知中，還沒有完全解決的方案。
開源之事，甘奇論了很多，還有很多沒有說出來。節流之事，甘奇想了一想，并未多談，真要多談起來，甘奇怕自己今年考不上這個進士。有一些東西，得到時機成熟，得權柄在握。
洋洋灑灑萬言之書，考試時間是足夠的，就怕考生寫不出來。
甘奇寫得出來，寫得很放松，也很順利，甚至還有爽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