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從歷史邏輯來說，本應盡快通過制度設計破解和扭轉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城鄉二元分治格局，但是由于制度性斷裂，市場法則逐步開始對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發揮著決定性影響，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反而更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
針對這三個問題，張云起毫不隱晦地指出“近年來，浩蕩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經濟大跨步發展，但是，農民群體不應該被歷史的巨浪快速淹沒。過度的強調市場化和超強的工業實力，它的隱憂在于商品積累，如何有效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將決定未來三十年我國農村這個蓄水池的消費承接能力，糧食保障能力。”
張云起寫道“在這里，有一條可供參考的云溪經驗是，通過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設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壯大集體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促進農民增收。”
張云起寫道“當前，市場化經濟改革是在不斷推進的，未來的外部市場條件決定了必須將農業生產升級到農業經營的水平，必須引入資本將傳統小農業生產模式改造成現代化大農業生產模式。而不論是城市的資本下鄉，還是原來的農業生產者通過資本集聚的方式進行規模化投資，都意味著加速土地資源的流轉與集中。進行更大規模的土地利用與開發，將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張云起寫道“現實中，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利可以通過租賃等方式進行流轉，然而在現有的農村土地政策體系中，這些農業經營者的身份卻是尷尬的，經營權如何獲得有哪些權能如何得到法律政策保護缺少了明晰的界定也缺少了主張權利的足夠空間”
張云起寫道“鑒于逐步加速的土地權屬分離的局面，也為了保護和確認實際土地經營者的權益，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壯大集體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產業，應該考慮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給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確權，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拆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允許農地經營權流轉，從而對經營主體進行賦權頒證，充分保護經營主體權益的同時，也為經營的土地明確了物權屬性，并且疊加了金融屬性，獲得了市場流動性。這一點，對于農村資源要素依托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等城鄉要素對接平臺，讓農民進城務工的同時，引入資金、技術、人才下鄉，形成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是至關重要的。”
張云起繼續寫道“當然，不論是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還是建設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等城鄉要素對接平臺，核心目的都是依托農地，壯大如村辦合作社等村集體經濟組織，大力推動建設村辦企業，發展村集體經濟，發展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的農業產業。”
張云起寫道“某種意義上講，所謂村辦企業，就是江川市國投的農村版本。當然，這中間也可以有諸多因地制宜的變種，如云溪村的華豐農業公司，這家村辦公司由云溪村股份合作社全資控股，云溪村股份合作社則由聯盛集團與全體云溪村民共同持股，為什么要引入聯盛集團因為云溪村的農民只有土地，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農產品原料加工和銷售渠道，聯盛集團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便是依托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吸引城市資金、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下鄉，解放農民進城務工，推動城鄉各類要素雙向流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農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內涵”
張云起最后寫道“從我國土地制度的變遷歷程可以明顯看到，不同歷史時期的土地制度，都或多或少地體現著頂層意志，關聯著社會經濟形態特征。加速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進行新時代的土地制度變革，不僅是要能回應當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關切，迎合現實的迫切需要，更應該著眼于化解逐步加劇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從而激活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潛力。所謂的江川模式和云溪經驗，一個著眼于工業用地的盤活，充盈財政，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工業產業；一個著眼于農村耕地的盤活，解除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振興農業產業，從而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在整篇文章的最后，張云起寫下了一段發自肺腑的結束語“作為一名閱歷尚淺的年輕人，經營企業這些年里，可以說是處處都能夠感受到市場改革對這個社會和對我個人方方面面的影響，當然，也經歷過很多的挫折，但是不論怎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始終無比堅信，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開放運動，將會是二戰之后，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我也可以為我的這種堅信找到很多詳實的數據根據，但是并不需要，因為我的堅信，就是一種樸素的信念，它源于司馬遷、杜甫、蘇軾、魯迅，源于一條大河波浪寬，源于對中國人民勤奮實干的欽佩
我是窮苦人家出身，在很多年里，都掙扎在生存的邊緣上；在很多年里，我一邊上學念書一邊做小本生意。后面，掙到了點錢，日子好過些了，但始終也沒有什么宏偉的藍圖，如果說，在此刻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帶有何種意圖或者說還有什么想要做的事，那就是讓我身邊的人過得好一點。這個，比大多數宏偉要更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