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云起絲毫不回避近來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江川模式”，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胡浩波教授的文章中，他的幾個論點最核心的是江川模式與國退民進呈相背離，他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改革應該基本遵守國退民進的思路，這才符合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制度改革。然而，我始終認為，就我們國家的國情而言，國可以退，但不能完全退，甚至是不能大退，中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涉及到經濟命脈的產業，必須牢牢控制在國營企業手中，因此，一個可供參考的改革思路是抓大放小，放掉小的，牢牢掌握住大的。”
“抓大放小”的國營企業改革思路，是兩年后的1997年才提出來的。張云起直接給出了具體實施路徑“在抓大策略實施的層面上，有四條路徑可供參考一是直接改造成持股主體多樣化的股份公司；二是改造成國有獨資公司，然后再由國有獨資公司作為投資主體，將生產主體部分改造成為多元投資主體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三是由原來的行業主管部門改造成純粹的控股型國有獨資公司；四是按照先改組，后改制的原則進行結構調整，實行資產重組。”
“在放小策略實施的層面上，主要由地方政府與平臺公司來推動。改革即放小的步子，可以邁得大一些，方法主要是依托如江川市國投一樣的平臺公司，針對下面的國有中小企業，通過破產、拍賣、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種改革形式，在短時間內實現國有產權的民營化。
國企改革問題的核心，一直是激勵機制的問題。放小的這部分改革，可以將抵消的國有資產讓渡給能夠建立很好的激勵機制的民企去經營，從而使得國有中小企業扭虧為盈，并且解決債務問題，為平臺公司騰出工業用地，為打造土地財政奠定基礎，具有極大的經濟上的合理性。
在這一方面，可以參考江川市國投與聯盛集團達成的46家罐頭廠委托承包經營合作項目，該項目為市國投騰出28塊工業用地和老廠區，基于這些工業用地和老廠區，市國投可以通過招拍掛轉為商住用地發展商業地產和房地產行業，也可以招商引資打造重點制造業產業，還可以利用工業用地和舊廠區開發專業市場進行高效盤活，從而充盈財政，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市民，優化營商環境，發展產業經濟。”
寫到這里，張云起基本上已經把他認為當前國營企業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和“江川”模式的核心要義講完了。
隨后，他筆鋒一轉，直指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深刻問題。
張云起在文章指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和貫穿整個過程的主要內容，我國需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趨于固化的城鄉分工格局，在70年代末期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的農地基本經營制度，有效解放了勞動力，小農經濟迎來復蘇，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奔向城市務工，農地細碎化的小農經濟難以為繼，城鄉要素單向流動，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傳統的鄉土中國正迎來結構性困境”
寫到這里，張云起從三個更深層次的角度指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三農”所面臨核心問題
一是從工農關系角度來思考土地制度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業和工業始終是處于相互補充地位，土地本身具有保生存和保建設的雙重功能，在中國的現代工業基礎體系建成之前，大量的農業人口為工業建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二是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說，農業是工業的“債權人”，有理由要求在初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之后，對廣大農村進行一定的制度紅利補償，為農民更多的工業就業機會，為農業建設進行反向的工業資源輸送。而問題恰恰在于，市場化改革遵循的是城市偏向的資本增殖邏輯，使得大量的工業資源和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農村和農業失去了與國有工業資源之間的顯性或隱性的分配劃撥關系，只剩下了市場交易關系。個體經營的農民因為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失去了與城市市民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機會。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之間的有機聯系被切斷，城鄉矛盾逐漸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