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制作二圣救苦丸？好，這個很容易做，兩份大黃用酒拌粉，蒸后曬干，混一份牙皂粉以水打稀糊丸，每丸如綠豆大，依病情輕重一次服五十至七十丸，以冷綠豆湯混下，藥到病除。”
龔廷賢也是老醫生了，年輕時攻讀科舉，后來隨父行醫云游四海，遍訪中原二十年，學習不論遠代醫祖岐黃、宗倉、扁鵲，金元時期的名醫劉、張、朱、李，遍訪民間秘方、驗方，醫治內、婦、兒、外、五官諸疾得心應手。
起先北洋軍府征召醫師時他并未在意，科舉沒考上官員，也就沒指望著靠醫術進太醫院。
但如今一經合作，老醫師確實發現北洋軍醫有理念很新潮，哪怕只是只言片語與些許準備，可諸多理論還是像古代醫方一樣吸引著他。
最顯著的特征就要算陳實功等北洋軍醫很固執的在找病因。
瘟疫，一直以來是很難找到病因的，人們根據天氣變化、世事環境總結出一套可能會發生瘟疫的標準，諸如大旱之后有大疫、大災之后有大疫、大軍之后有大疫，但沒有人去深究病是怎么來的，盡管早代先賢已認識到在人肉眼可查的世界之下，還有更小的微觀世界，但那與醫學無關。
歷史上世界最早認識到病原且將瘟疫系統辨證論治的人在這一年才剛滿周歲，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東山人，他叫吳有性。
而在此之前，龔廷賢的二圣救苦丸與吳有性之達原飲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更為簡陋，這個藥很有意思，也帶著一貫的明確目的，把瘟疫想象成一種時行之氣也就是反常氣候攜帶讓人生病的原因，反常氣候中人體內正氣少，被邪氣侵入，因此致病。
龔廷賢的方法就一個目的——別管你邪氣是從哪兒來，我把它從你體內干出來就得了。
陳實功在找病因、找對癥，龔廷賢五六十粒藥下去，體內的邪氣發汗排出來、胃里的催吐排出來、腹中的大小便排出來，就依靠這么個簡單的原理，把輕癥患者體內來不及惡化的病毒排出來，剩下一點點排不出來的就靠免疫力干掉它，所以多有藥到病除的。
但你問龔廷賢這病是什么原因，龔廷賢不知道，他只知道這個時候治病救人，比尋找什么原因重要得多。
陳實功的治療方法則是另外一種方向，他不但要治病，還要肩負起州縣長官的使命，他要治病救人，也要使用官府權力大搞隔離、檢疫，還必須要尋找到致病原因、傳染原因，以防更大規模的傳染。
這是傳統醫師從未涉獵的方向。
這對他來說太難了，即使經受東洋軍府熏陶，內心十分確信關于病菌存在，有超人一等的閱歷見識，也太難了。
因為這不單涉及醫學，更多的是城市管理與公共衛生，只有回到大明才知道亞洲人民究竟生存在何等的水深火熱之中——在一個拍腦袋東一榔頭西一榔頭的大帥帶領下，幾名沒有地方任職經驗的二把刀縣官，在沒有地方成熟佐吏的輔佐下，依靠天下最強大的暴力集團，苦心經營著幾座管轄超十萬人口的大縣。
這么一個組合如果在大明腹地，當地百姓怕是早就揭竿而起了。
只有亞洲人民，非但不覺得他們治理水平差勁，反而覺得非常好，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