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駕崩的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趙煦受皇太后（即神宗之母、哲宗之祖母高氏宣仁太后以皇太后身份垂簾聽政）之命把引退洛陽的舊法黨精神領袖司馬光召還回朝。
受皇太后之命回到開封的司馬光，此時已是六十七歲高齡，他可能早已決定在洛陽安度余生了。他肯定沒有想到比自己小一輩的年輕皇帝會突然死去，自己還會有重新掌權的時候。當時，洛陽集中了許多舊法黨的遺老，與開封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具有一種文化沙龍的氛圍。對于宣太后的突然指名，司馬光猶豫不定。這時沙龍成員之一程珦的兒子、曾經任職于制置三司條例司的程顥鼓勵他說：“除了您老，朝野上下沒有一個人能廢除現在的惡政。”程顥在送走司馬光后不久辭世，享年五十四歲。
站在舊法黨立場上寫的歷史書均記載救世主司馬光入開封城的時候，數萬民眾夾道歡迎。司馬光以年齡和健康為由，數度固辭要職，但是翌年，即“元祐”改元之年（1086），司馬光終于就任宰相。由此，誕生了宣仁太后和司馬光撤廢新法的政權。世稱“元祐更化”。但是，此時朝廷內外的大臣以及政府實務官僚幾乎全都是新法黨人，所以要撤廢新法，談何容易？
令重返中央政界的司馬光煩惱的是，新法中的什么應該廢止，又該如何廢止？在“反對新法”上意見一致的舊法黨，針對個別新法，觀點卻各不相同。司馬光自己想廢止募役法，但是他卻支持王安石重視經義的科舉改革路線。然而蘇軾卻完全相反。具體到程頤，支持的卻是新法復歸古禮的禮制改革路線。籠統劃分一下，舊法黨以這三人為代表，分裂成三派。按三人的出身地分別稱作朔黨、蜀黨、洛黨。而且，當時政府內還殘留有大量的新法黨人士，拖著他們反攻陣勢的后腿。
就在此時，王安石于元祐元年（1086）四月在江寧去世，可憐司馬光宰相在任僅七個月，就于元祐元年九月死去了。雖然是政敵同時也是良友的王安石的噩耗，可能也給司馬光帶來了精神上的沖擊。新舊兩黨中心人物的相繼死去，使新舊黨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最初新法黨是攻擊的目標。但是隨著舊法黨內部意見對立的深刻化，舊法黨內部開始互相拆臺。蘇軾、蘇轍同程頤本來就水火不相容，互為不共戴天之敵。程頤得到宣仁太后賞識，當上少年皇帝的侍講，紅極一時，遂惡意批判翰林學士蘇軾。蘇軾生性耿直，直言不諱，遭太后嫌棄，再次被貶作杭州知事，派到地方。后又被召回任禮部尚書。神宗官制改革后，這個職務實際上掌管著統管全部有關禮的職責。但是好景不長，太后死去，哲宗親政后，改元為紹圣（意思是繼承圣王神宗皇帝），新法黨重新掌權，蘇軾又被流放到天涯一隅的海南島。徽宗即位后幸獲赦免，但是健康已遭大損，建中靖國元年（1101），在返回開封途中去世。迫害他的程頤也被新法黨列入黑名單，大名被刻到所謂元祐黨籍碑上，大觀元年（1107）在故鄉洛陽孤寂而逝。兩個大人物都是這個下場，其他小人物的下場也就可以想象。
不僅舊法黨，新法黨內部也爭斗得天昏地暗。最初被看作王安石繼承人的是呂惠卿。但是對于這個人一直有各種風言風語，王安石引退時也寫了“福建子”三個字，后悔上了他的當。因為呂惠卿是福建泉州出身。呂惠卿元豐年間就被從中央貶到地方，歷任各地長官。因為他聰明過人，朋輩既嫉妒也害怕，所以誰也不愿意把他調回中央。
在中央繼承了王安石路線的，是蔡確、章悙、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再加上呂惠卿，到南宋都成為批判對象。
蔡確在同僚王珪死后，一個人抵抗司馬光、呂公著等舊法黨元老，后被密告寫了誹謗宣仁太后的詩，遭流放，在流放地死去。章悙以剛正不阿著稱，輔佐哲宗親政，廢除了與舊法黨關系親密的皇后孟氏。元符三年（1100）哲宗駕崩后，從哲宗弟兄中挑選繼承人的時候，沒有按皇太后的意向提端王趙佶（后即位徽宗）的名字，徽宗即位后坐了冷板凳。曾布在擁立徽宗時有功，當初受到重用，但是與蔡京不合，遂出任地方官。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曾與章悙一起輔佐哲宗，徽宗即位后受到彈劾。在此期間，他的兄長蔡京當了宰相。
宣和七年（1125），金軍兵分兩路南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北宋滅亡，新、舊黨爭隨之結束。
了解了北宋新舊兩黨斗爭的大致過程后，我們再來談秦觀這首《醉鄉春》的寫作背景和寫作心態。
詞雖小道，然而透過這些小詞，其所顯示是作者心性中最窈眇幽微的本質上的差別，是極可玩味的。以秦觀而言，他在早年小詞中所表現的纖柔婉約，他在策論中表現的慷慨盛氣，和他在中年受到挫折以后表現的哀感凄厲，從表面來看，風格雖然各有不同，然而就其心性的本質而言，卻原來正是有一貫的線索可以細加尋繹的。
秦觀的《千秋歲》詞是他風格轉變標志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