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鄉春
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
社甕釀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隨著政治風向的逆轉，元祐舊黨遭到了徹底的清洗，蘇軾一派的人馬被紛紛外放，越貶越遠。
雖然政治斗爭如火如荼，但是宋朝的確稱得上是整個中國古代唯一一個知識分子的天堂。宋朝重文輕武，對知識分子有一些很具優惠性的基本國策，諸如不殺士大夫、不因言論殺人等，所以，別看總有處心積慮的迫害、總有紛紛擾擾的**，但終兩宋之世，因此而被殺的士大夫大約只有宋高宗時代的兩人而已。
既然不能殺，那么只能采取貶謫這個辦法了。一般而言，宋人觀念中是以首都為中心，犯的罪越大，被貶得就離首都越遠，而如果被貶的官員獲準接近首都一些，往往就預示著政治新生的來臨。誰也說不清政治風向的倏忽南北，士大夫們既然不會被殺，只要能活下去，就總有翻身的機會。于是，宋代官場很像是一個以首都為中心的漩渦，不斷地把人們拋進拋出，反反復復。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面，是因為新舊兩黨的窩里斗。
神宗在皇太子時代，與韓絳、韓維、呂公著等貴族出身的年輕官僚關系很好。王安石的名字可能就是通過他們知道的。歐陽修和司馬光也很早就注意到王安石。王安石成為朝廷的期望所在，很快被任命為翰林學士。
神宗治世期間，最初改元選定的年號是“熙寧”二字。“熙”是明亮的意思，“寧”是安寧的意思。這個年號包含了神宗超越父皇、改革國政是決心。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兼任特別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長官，開始實行改革。制置三司條例司從已經慣例化的官僚體系中破格選拔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官僚們組成。其中除了王安石的心腹呂惠卿以外，還有程顥、蘇轍等后來轉為批判派的人才。從這里也能看出剛開始時，改革是廣大有識之士的共同志向。他們一起討論，日夜研究各種政策。這就是所謂的新法政策。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從此與神宗一起統率朝廷，實行新法。
隨著新法的確定，朝廷內部開始產生分裂。程顥和蘇轍甩手不干了，退出了制置三司條例司。濮議時的死對頭歐陽修和司馬光這時也步調一致，要求皇帝罷免王安石。連當初給神宗推薦王安石的呂公著也對新法持批判態度。這些人籠統被稱作舊法黨，但是這個稱呼僅僅是后世為了方便把反對新法黨的所有人一股腦總稱的。這些人其實并沒有明確的統一政策，也沒有結成什么黨派。
他們的共同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把王安石拉下馬”。王安石找出各種借口和理由，把他們一個個都排擠出政治中樞。有些大人物不好太露骨排擠，就給一個名譽職務讓其養老或者任命成地方大城市長官。監管道教設施的道觀監督，就是這個時候王安石為此目的新設的。于是這般，朝廷的重要職位，都被王安石一黨壟斷。
在政治上失敗的抵抗勢力，開始轉向言論戰。如果放在現在的話，應該就是爭取輿論支持，但是當時爭取天意的支持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中國古代有天人感應的思想。一旦朝廷實行弊政，上天就會用天體的異常現象或者異常氣象表示警告。熙寧六年（1073）久旱不雨，舊法黨派說這是上天的警告，要求立刻停止新法。針對反對者的批判，王安石對神宗上奏說：“只要我們推行善政，就沒有什么對不住上天的。天變不足畏。”這種對天不敬的說法，也是后世詬病王安石的一股原因。
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在第二次擔任宰相僅一年以后請辭歸鄉。從此，王安石回到故鄉江寧養老，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再也沒有踏上開封的土地。
王安石雖然引退，但是他開始的新法卻被繼續執行。呂惠卿、蔡確、章悙等王安石提拔的人才，在神宗的指導下實行集體領導。王安石這個偉大的改革設計師雖然走了，但是他設計的新法都得到施行。這些實務官僚的任務就是如何完善這些新法。
繼續了十年的熙寧年號，這一年改為“元豐”。新年號體現了神宗新法已經走入正軌，國家再建在望的自信。抵抗新法的舊法黨，因為失去了王安石這個攻擊目標，或者是因為無奈，甚或是因為內心對新法的效果不得不承認，總之熙寧年間那樣激烈的批判幾乎銷聲匿跡。表面看來，宋朝社會似乎將按王安石設計的路線順利向前邁進。
但是，全面信賴和支持新法的神宗，在位僅十八年突然駕崩。時間是元豐八年（1085），神宗年方三十八歲。北宋末期長達四十年的黨爭，因神宗的早死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