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過蘇軾、黃庭堅屬于佛教臨濟宗中的黃龍派。
實際上，在唐代，儒、佛、道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體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認為，到了后漢，儒教的優越地位更加強固。
公認的說法是，道教團體的前奏太平道引發的黃巾之亂（184），以及由此帶來的漢帝國崩潰、三國時代、南北朝時代的國土分裂、五胡十六國、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晉——幾百年間興亡繼起，才使得儒教的權威低下，出現了與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時代。事實上，在史料中出現“儒教”、“道教”、“佛教”等說法也是公元五世紀（即魏晉南北朝）以后的事。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教”與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宗教，含有微妙的不同。這個“教”，不是西方那種獨立于政治之外的，為個人安身立命祈禱的對象。相反，中國古代的這個“教”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有一種研究認為，正因為“教”是“教”，所以必須要有君臨凡界的教祖和記錄其政治信條的經典。道教為了能成為“道教”，有必要說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向人世間提供了文本“經”，因此，《道德經》成為道教的基本經典。《老子》并不是有關于處世術的書籍，而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佛經也是因為對世俗的王說最高的政治統治術——佛法，才成為“教”。樹立起君臨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權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
在唐代，貴族官僚們的生活規范以及政治理念都是以儒教位基礎的，王朝國家的統治機構也是以儒教經典《周禮》為范本設置的。
宋朝當初就以大唐帝國為模范的。對于“教”，當初也是一樣的。最初的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皇帝，對三教都表示關心。當然對三教態度各有冷暖，太祖信仰佛教，真宗喜歡道教。到了仁宗時期，通過歐陽修的努力，使情況發生了改觀。他特別尊敬韓愈，自認韓愈的繼承人。
現代，我們提到儒教就會想到孔子和孟子，認為儒教也就是“孔孟之道”。這個說法其實是宋代才產生的，宋代以前儒教的代名詞是“周孔之教”。“周”，就是周武王之弟、周王朝成立的最大功臣、周成王的攝政、孔子多次夢見的周公旦。
用比較專業的說法來說，經學中的古文經學流派——與古文運動的“古文”意思不同——就特別宣揚周公的功績。孔子則是學習周公，把周公的學說集大成而為經書的人。
漢代把易、書、詩、禮、春秋五種經書稱作“五經”，定位當時太學的必修課程。孔子還有一部給弟子們講述圣人們的政治要訣時使用的書籍——《孝經》。
圣人們把“孝”置于德目的中心來治國。孔子繼承這種主張，并集大成而為儒教。
公元十一世紀（即宋朝）后期出現的宣揚孟子運動，表示儒教特性發生變化。北宋時期的新法黨政權繼承歐陽修的理念，最終把孟子從祀到孔廟里。王安石親自指揮注釋經書（新義），并定為科舉考試的官方教材。
同為歐陽修的繼承人，與王安石、王雱父子為首的流派（所謂新學）持對抗關系的是蘇軾、蘇轍兄弟的流派（后世稱作“蜀學”的）和程顥、程頤兄弟的流派（道學），他們及其追隨者也著有很多經書注釋。
從道學流派登場的，并且被認為是宋代思想文化史最高點的朱子學——朱熹，他彰顯的就是孟子。這不僅是道學的特征，也是宋代新興儒教全體的特征。
儒教本質上的要素之一是祭祀。儒教不僅作為一種儒家思想，而且能作為一種“教”成立。正是因為有一連串包括各種儀式和儀禮在內的祭祀活動。儒教祭祀分為：皇家祭祀、官方祭祀、私人祭祀。其格式按政治社會的秩序地位劃分等級，才是儒教禮儀制度的重點。
有一個見于經書的詞叫“淫祀”，有時也寫作“淫祠”。前者用的祭祀的“祀”，所指的是儀禮本身，而后者是祠堂的“祠”，所指的是祭祀的設施，但是使用區分并不嚴格。這個詞的歷史相當悠久，先秦時代就已經存在了。
到了宋代，從神的性質到祭祀的儀禮詳細記載這些民間信仰的史料比以前的朝代增加了。這個現象說明，記錄者開始對這些民間信仰產生興趣。但是，他們的所謂興趣，與現代民俗學家或人類學家為了參與觀察而表示興趣不同，他們是作為政治家、道德家，為了禁止才表示興趣的。這意味著本來只存在于士大夫之間的禮的世界，開始作為拘束老百姓的模范樹立起來。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代。
一般來說，革新者總是很容易被誹謗中傷。朱子學當初就差點被當作“吃菜事魔”而禁止。所謂“吃菜事魔”，意思是不吃肉食，專門事奉惡魔。
這是因為他們這些道學家采取的生活方式與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特別是服裝比較惹眼。他們身穿按經書的記載復原的一身白衣，稱作“深衣”，故意要顯示給人看似的集體在大街上走動。他們主張自己的理論才是唯一絕對正確的孔孟之道，說人們迄今為止信奉的那些所謂儒家學說都是胡說八道。朱熹死后，他的繼承人們拼命活動，經過與史彌遠政權保持微妙的合作關系后，終于成功的使朱熹在孔廟從祀。
被朱子學視為儒教內異端邪說的，就是那時的體制派王安石新學。這個問題就是教義中有關心性的部分。道教提倡“修身”，佛教提倡“修心”，儒教常說的是“治世”。
隨著科舉官僚體制的成功，儒教作為與政治有關的學說，比起其他兩者，地位越來越優越。在實體政治中，允許道士或佛僧插嘴的機會幾乎完全消失。不過，正因為如此，對于儒教改革派的士大夫們來說，更應該從儒教的立場上，更切實的回答人們“心”的問題。
佛教中突出強調“心”的學說是禪和凈土信仰。實際上，宋代以后，佛教幾乎被這兩者獨占。唐代建構的那些極為精細的學說體系，比如唯識、華嚴、天臺等，到了宋代在教義上幾乎沒有什么發展。作為宗教的——或者說“教”——佛教的發展勢頭。實際上，宋代不論禪宗還是凈土宗，都吸引了更多虔誠的信徒。
佛教”修心“的學說，及佛教的發展為那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官員們尋得了一方修身養性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