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趙宋一朝的歷史，存在許多耐人尋味的現象，有著非常開闊的思考天地。
說到思想文化史，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相關意義早被學術界敏銳洞悉。嚴復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對于近代中國人民族性和世界觀的形成有重大的影響；陳寅恪先生也曾高度評價趙宋之世在華夏民族文化演進過程中的“造極”地位。
整體上看，宋代處于重要的轉型期，它面臨著來自周邊與內部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不是中國古代國勢強勁的時期；但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宋代在重重壓力下立國，是政策相對務實、注重制約的時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于建設恒久典范的時代。對規范的追求，對秩序的重視，對儒家經典的再闡釋再造就，是這一時代惹眼的境界與亮色。而生機盎然的社會經濟，植根現實的道德倫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則構成為這一時代的底色和基調，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持續過程中醞釀發酵。
淳祐元年，朱子學（即“理學”）被公認，不論從政治史還是從思想文化史上來說，都是代表宋王朝的象征**件。
朱子學得到到公認，是通過選擇祭祀于孔廟的儒者這個形式進行明示的事項。在唐太宗時期，在祭祀孔廟里除本尊孔子像以外，同時還立孔子主要弟子以及歷代儒者像一并祭祀。
唐代除了孔子直傳弟子以外，還有鄭玄等注釋經書的二十一人被選中。后來，北宋神宗時加上孟子、荀子、揚雄、韓愈，徽宗時加上王安石、王雱父子兩個。靖康之變時，批判新法黨的趙鼎、楊時等要求驅逐出王氏父子，到淳熙年間，王雱一人被驅逐出了孔廟。到了淳祐元年(1241)，進行了更大的改制。
這次改制驅逐了王安石，加進了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追加的五人，都是朱熹認為是道統的繼承人(包括朱熹自己)。這是一個明確象征王安石學派的退場、道學而且是朱子學派勝利的事件。后來，朱熹的盟友張栻、呂祖謙，及邵雍、司馬光等也被選中，由此以來孔廟中祭祀的儒者中道學派所占的比例增大，這個傾向一直延續到清代。
在這個意義上，淳祐元年的這次改制，在孔廟的歷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大變革，在儒教史上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重大事件。當時的皇帝被追謚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理宗”這個不可思議的名稱，就是從朱子學的別名“理學”而來。
大唐帝國在宋朝初期人們的心中是一個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宋人不久就開始摸索超越大唐的獨自的政治理論和皇權理論，這種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子學。淳祐元年(1241)的孔廟改制，意味著朝廷正式承認朱子學是御用學問、體制學說。
現在，一般都把朱子學放在“哲學”的范疇中理解，與古代希臘思想、近代德國觀念論等并列。這種理解方法確有道理。朱熹運用嚴格定義的各種術語，非常精密而且概括地——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極為少見——構筑了自己的思想體系。
要想真正理解朱子學，需要從中國古代“儒教”的發展談起。中國古代的“教”和外國的“宗教”不同。在中國古代，儒、道、佛之所以被稱之為“教”，在本質上是為政治和統治者服務的。
早在唐代就已經確立把“儒教”、“道教”、“佛教”合稱“三教”這個說法。
在漢代初期（即公元前二世紀），還不存在什么“三教”。佛教是公元前一世紀前后傳到中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佛教，當時連儒教和道教也都不存在。
那個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早就存在，而且《論語》、《老子》、《莊子》等也已經基本被整理成與現存書籍沒有太大差異的書籍。但是，這些書籍當時只不過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及學說的文本，并不是儒教和道教的經典。
即使“諸子百家”這個說法本身，也是公元前一世紀（即西漢劉邦時期）才被作為支撐王朝體制的理論體系化，而發明的分類法，并擁有被神格化了的幾本書籍即經書。
從漢武帝（即公元前二世紀后期）對五種經書設“博士”，把儒教定為國教。但是，直到這時，“儒教”一詞還沒有出現。
在漢代，被稱作儒教的學說，常用“德教”一詞表現。到了東漢，儒教的優越地位更加鞏固。雖然佛教已經傳來，但是最初對儒教絲毫沒有構成什么威脅。“教”就是儒教，都沒有必要特意稱呼“儒教”。開始出現“儒家之教”的說法，是因為出現了有必要與其他“教”區別的情況。
公認的說法是，道教團體的前奏太平道引發的黃巾之亂(184)，以及由此帶來的漢帝國崩潰、三國時代、南北朝時代的國土分裂、五胡十六國、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晉朝)，幾百年間興亡繼起，才使得儒教的權威低下，出現了與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時代。
正因為“教”是“教”，所以必須要有君臨凡界的教祖和記錄其政治信條的經典。
道教為了能成為“道教”，有必要說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向人間世界提供了文本“經”——《老子》一書，即把《道德經》作為道教的基本經典。《老子》并不是有關處世術的書籍，而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信條)。佛教也是因為對世俗的王說最高的政治統治術——佛法，才成為“教”。
樹立起君臨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權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特別是大唐帝國，皇家姓禮，拜老子為自己一族的祖先，所以道教受到重視。教徒也趁此機會完成了儀禮和教義的體系化。
佛教則有玄奘(602~664)，排除萬難前往印度取回大量經典，通過翻譯介紹，進一步強化了鎮護國家的教義。
唐王朝國家的統治機構也是以儒教經典《周禮》為范本設置的。因此，實際上，唐代“儒”、“佛”、“道”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體制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