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力量大，為了在地區社會保持發言力，除了走科舉這條路徑以外，本族團結一致比較有利。作為地方社會秩序的旗手，這樣說聽起來很了不起，但是在官方的記錄中常常被稱為“豪強”的這些地方勢力，像填補王安石設計推行的社會秩序構想崩潰后的空間似的，在南宋社會大量叢生。
士大夫們對他們的態度是二律背反的。其實雖然說這里說“他們”，但是，士大夫本身就是地方的有權有勢的人，所以“他們”有時也就是他們自己。理念上的士大夫與現實中的“豪強”，雖然在社會上是同一存在，但是隨著自己所處的時間和所站的立場以及自己的信念的不同而改變態度，或者說不得不改變態度，他們也有苦惱。
宋代是一個流行編撰各種指南類書籍的時代。宋代面向地方官編寫了關于饑饉對策和治水方法等各種各樣的指南書籍。
全國有超過一千個縣，各縣有知縣、主簿(財務負責人)、尉(公安局長)，再加上府、州，僅各種官職就有幾千個。每三年定期進行人事調動，而且通常基本上不能連續就任實際職務，所以單純計算就有數萬地方官預備軍存在，這說明指南書籍的需要量很大，包括《書儀》、《家禮》等，使之成為可能的是印刷出版文化的普及。
作者不祥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以下簡稱《清明集》)，收錄的是編者心目中理想的判決文集。“書判”意思是審判的判決書。征稅和審判自古就是地方官僚的兩大職務，南宋末期編撰的這本文集可能是作為地方官的指南書籍編撰的。
可以想象宋代也有很多不分青紅皂白恣意判決的酷吏和收受賄賂偏向判決的貪官。正因為如此，編者才編輯了這部書刊行，希望成為更多的地方官的參考。因為先憂后樂是一個理念，所以才限定了士大夫的人生。雖然只是一部分，但是有這種模范判例存在，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義。
《清明集》也從一個側面記錄了地方豪強與士大夫之間的糾紛。寫這些判決文的地方官們，他們自身都是地方社會出身。這里沒有一個人的祖先是中央官僚出身的。而他們在這里卻要批判橫行鄉里的有權有勢的“豪強”(亦稱“豪橫”、“豪民”)。對于他們來說作為政府官員，當然應該采取這種態度。但是，從這些文本中有時候能能看出他們的感嘆：“他們為何這么不明事理呢？”以及無奈：“這些家伙真是沒辦法！”借用一位研究者的話來說就是，由此可以看出他們這些“奮斗的民政官們”希望實現理想社會秩序的苦惱。
《清明集》所收判決文的作者們，也就是“名公”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朱子學派的人物。開頭三篇文章對官吏的告誡的作者就是真德秀；接著上場的是蔡杭，全書收錄他的判決文超過七十篇，自祖父以來他們家三代連續師事朱熹。由此可見，本書的編者應該是屬于朱子學系統的人物，由此體現的就是他們的地方統治的理想形態。這些判決文中頻繁引用《論語》和《大學》中孔子的語言。“我作為一個判官，雖然只有跟別人差不多的能力，但是我追求的就是沒有訴訟的社會。”
位于官僚機構最末端、處理日常工作的地方公務員“胥吏”，作為壞人出現。地方政府中由中央派遣的官僚只有知事(知州、知縣)及其輔佐官等僅有的幾個人，其他日常實際行政業務，比如征稅、維持治安等都要靠這些胥吏來執行。而任期只有三年，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中央官僚們，大部分時候都只能是這些胥吏的傀儡。大錯不犯度過任期后，帶上薪酬和作為地方民政官得到的各種好處，然后再去另一個新的地方或者回家養老，這才是他們這些士大夫官僚的處世術，所以他們與地方的豪強和胥吏之間一般都保持一種互利互惠的關系，這就為“名公”的活躍準備好了舞臺。
《清明集》所收錄的判決文顯示的是“奮斗的民政官”的英姿，雖然都是真實的判決文，但并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奮斗的民政官”只是少數，也正因此才被稱作“名公”看作典范。本來，把地方的有權勢者用帶有貶義的“豪強”一詞稱呼，就是因為這些“名公”們把他們看作國家秩序的公敵。通過《清明集》，能知道“名公”與“豪強”的對立，是從輩出“名公”的思想集團一側的視角看問題，過分強調了對社會現狀的無奈這個事實。
“名公”們的眼中的“愚民”們，也作為訴訟的當事人出現在判決書中。由此可以看出，他們這些“名公”們不愿意對“愚民”們動輒啟動暴力裝備，用控告等法律手段壓制，而是希望進行教育，令當事者心服口服的志向。在這里他們也拿出圣人的說法來說教，這意味著從來主張“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的儒教的變質。這種希望把普通百姓也包攝進禮教秩序的志向，順應著“文明化過程”的潮流。
宋代地方官有事時向治下民眾發布的告示總稱諭俗文。諭俗文用三綱五常，也就是儒教自古強調的區別人與禽獸的人倫，來要求人們遵守禮儀規范生活。如果說諭俗文是地方官居高臨下發布的文書，那么“鄉約”則是地方豪強與鄉民協商共同建立倫理的誓言。如果說《家禮》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血緣組織的規范，那么鄉約就是以鄉為單位的地緣組織規約。
我們用八章的篇幅述說了道學或者稱朱子學的形成和普及過程，也講述了道學作為回答人的心性問題的學說出現，作為使士大夫的社會存在意義正當代的言說而得到普及。如果道學只是關心“心”的問題，就成了字面意義上的“唯心論”了。但是，實際上并不是這樣。朱子學的思維，也有扎根現實的技術知識所支持。正因為如此，朱熹把八條目中的“格物”訓為“至事”，說“那物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