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盛開印刷出版文化之花的是宋代。在活字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只有宮廷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只有能進出其間的御用學者才有可能獨占和利用。后來一段時間佛教寺院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印刷物的普及，把人類自古以來的智慧播及街頭巷尾，不僅新發現、新發明，包括唐宋變革本身，也與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
宋代社會以科舉制度為軸心展開。雖然科舉制度本身是隋代開始的，但是宋代的重要性被世人重視的理由是，這個考試競賽的參賽選手擴大到了社會各階層。隋唐時代科舉給中下階層的貴族子弟提供了登龍門的機會，而宋代任何一個祖宗八代與官界無緣的人物，都有可能一舉成名，進入中央官界，成為高級官僚。而使這成為可能的，是作為知識傳播媒體的書籍的流通，換句話說就是印刷技術的普及。
同樣，朱熹學說（即道學）的普及也得益于印刷術的發達。作為在野勢力，道學也活用印刷出版，自籌資金刊行古今典籍，擴大自己學派的影響。他們有時甚至利用地方官的特權動用公款。朱熹彈劾呂祖謙的同鄉唐仲友時的罪狀之一，就是“亂用地方政府公款印刷刊行書籍”。唐仲友刊行了荀子和揚雄的著作，朱熹認為那些都是不值得用公款出版刊行的書籍。如果唐仲友刊行的是《論語》或者《孟子》，或者干脆就是朱熹的“集注”的話，難道朱熹還會問他的罪嗎？
印刷的一個重要的功用就是可以大量復制同一書籍。只要有錢，誰都可以把自己的書齋變成知識寶庫，不會像手抄本那樣，因為抄寫手的性格和心情影響抄本的信用度。印刷還帶來了文字的規范化，到了現在還作為電腦字形廣泛使用的所謂“宋體字”開始受到青睞。
當時的印刷書籍，字里行間沒有空白，也沒有標點符號，黑麻麻印滿細字的書籍，絕不是什么容易閱讀的東西。可是，排列整齊文字規范的印刷書，作為當時的高科技產品，完全吸引了宋代人。
但是，并不是因為刊行本出現就把從前的抄本一干二凈全部取代。宋代刊行本還是很昂貴的，從朋友那里借來刊行本，自己手抄收藏的事例其實很多。另外，自費出版也很不容易，所以宋代更多的著作是通過手抄本保存下來的。也許正因為刊行本很寶貴，紙張質量也比較好，所以現存宋代書籍刊行本比較多。
同時，也存在因為只有手抄本所以失傳的例子。南北朝時代梁的學者皇侃所著《論語義疏》就是一例。邢昺《論語疏》本來是以皇侃《論語義疏》為底本作的，但是因為邢昺本被朝廷印刷刊行，市場的需要也集中在這里，所以皇侃的書反倒沒有人光顧了。邢昺以后，宋代出現了很多《論語》注釋書，被印刷刊行后廣泛流傳。其中，最終取得勝利的是朱熹的《論語集注》，皇侃的《論語義疏》后被收進四庫全書，被人們用來挑剔朱熹論語解釋的咨意性。
最早把印刷技術利用到本派思想傳播上的是佛教組織，他們印刷經典，進行宣傳活動。宋太宗時更得到國家財政支持，佛教經典和教義大全《大藏經》得以刊行出版。稍晚一些，儒教經書注疏全書也作為國家事業刊行。包括五朝宰相馮道和繼承其政策的宋真宗任命邢昺等校勘、刊行的經書的疏，以及王安石的《三經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