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良帶來的消息很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還是張軏等人暗中聯絡楊善,在朝中活動,想要迎回太上皇的消息。
“奴婢根據那人的證供,他們聯絡了不少朝臣,但是明確表示,會盡力營救太上皇的共有四位,分別是鴻臚寺卿楊善,右副都御使羅通,大理寺少卿薛瑄,太常寺少卿許彬。”
“這四人當中,楊善和英國公府交厚,許彬和定西侯府交厚,據查,二人還收了兩府的銀兩,以做聯絡其他大臣之用。”
聽了舒良的話,朱祁鈺皺緊了眉頭,感到有些棘手。
楊善和許彬,是錦衣衛早就查到的人,盧忠早就命人將他們嚴加監視起來,這些日子,他們的確見了不少人。
但是能夠確定被他們拉攏的朝臣不多,而且品階都不高。
真正讓朱祁鈺感到頭疼的,是羅通和薛瑄。
羅通之前是兵部郎中,土木一役的軍報到京之后,他被提拔為右副都御使,協同鎮守居庸關。
瓦剌一戰當中,雖然也先沒有打到居庸關,但是從頭到尾,居庸關收攏了大量四處關隘的百姓,因此保證了堅壁清野戰略的順利實施。
在邊境人心惶惶,邊將不戰而退的時候,是羅通當機立斷,將逃逸的邊將通通下獄,暫時穩定了居庸關一帶的軍心。
這些雖然不能算是戰功,但是也是功績,不能抹殺。
也就是說,他是這次瓦剌之戰當中,應當敘功的人,而且,他是于謙舉薦的人。
至于薛瑄,他雖然官職不高,而且在此戰當中,也沒立什么功勞。
但是,他在士林當中的評價很高!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兩個原因。
薛瑄的官職不高,但他本身,是朝中幾個少見的,專注于儒學的大宗師,他所開創的“河東之學”,被稱為大明的兩條文脈之一。
而另一條文脈,就是王陽明的“心學”。
在王陽明還未出世的幾十年中,薛瑄可堪稱是大明文壇執牛耳者,在整個文人當中威望很高。
雖然如今,他的整個體系還未形成,但是在士林當中的影響力已經非常大了。
薛瑄入仕之后,在都察院呆過一段時間,當監察御史,后來就被調到了大理寺。
讓他真正在士林當中打響名氣的,是他主審了王振的侄兒王山奸污錦衣衛軍官之妾的案子。
當時,正是王振權勢最盛之時,但是薛瑄頂著王振的壓力,在朝中為此案翻案。
雖然最后沒有成功,但是他先是被下詔獄,其后又被削職為民,在士林當中,贏得了一片贊譽。
被罷官之后,薛瑄四處講學,聚攏了不少的門人,理學宗師的名頭也漸漸傳開。
之后土木軍報傳來,薛瑄作為被王振迫害的官員之一,理所當然的被官復原職。
所以說,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是最讓人頭疼的。
薛瑄和王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同一類人。
對于王文來說,他堅定的認為,土木一役的過錯,全都源于太上皇,所以太上皇一旦回來,對社稷江山有大危害。
但是對于薛瑄來說,他卻認為,禮法乃國之根基,君王乃社稷之本。
作為一個理學大宗師,禮法秩序,是他誓死捍衛的東西,所以他堅定的認為,必須要迎回太上皇。
這種人,其實最難對付。
他信念堅定,清廉律己,不畏權勢,也無心仕途,無論是威逼利誘,對于他來說,都沒有用處。
私德無暇,公務無錯,但是他卻不在自己的這一邊。
這種“忠臣”,對于現在的朱祁鈺來說,才是最讓人頭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