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什么弟弟妹妹，我痛恨我的父母。要不是他們生養了那么多孩子，家里的經濟情況會好很多。國家明明制訂了計劃生育條例，他們為什么不遵守？為什么寧愿繳納罰款也要生那么多？
如果他們把這些錢拿出來供養我，我就能找到很好的老師，生活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你們能想象嗎，中考那年，因為填報志愿的事兒，我爹用繩子把我捆起來，狠狠揍了一頓————他要我考中專，因為畢業以后就能工作。可我的未來夢想是中央美術學院。那是全國所有美術生夢寐以求的最高學府，其地位相當于文理生心目中的北大、清華。
那時候我就發誓：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永遠離開貧窮落后的小山村。
像我爹娘那種一輩子也沒離開過村里的人，永遠不會知道米開朗琪羅、拉斐爾、莫奈、達芬奇這些偉大的名字。
他們永遠不會明白梵高的一副《向日葵》價值上億美元，不明白為什么畢加索的隨便一張練習手稿會被頂級富豪當做珍品收藏，不明白藝術品行業在國外是如何的風生水起。
其實說起來挺可笑的，高中時代的我，真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我覺得張大千是個渣渣，齊白石不過是個手上能畫幾筆的木匠，還有李可染、徐悲鴻、傅抱石這些所謂的國內名家，充其量也就是三流畫手。真正的藝術家都在國外，中國畫永遠不如油畫。想要找到藝術的真諦，想要得到最好的發展，就必須出國。
這些話是我從縣美術館一個美術教員那里聽到的。他當時開了一個美術培訓班，我周末的時候會過去旁聽，不給錢，站在門口觀望的那種。在當時的我看來，他就是整個縣里繪畫水平最高的人。“承師者重其言”，何況他說的這些在我看來的確很有道理。
考上川美的那年，我跟家里鬧翻了。
爹說了：畫畫的學校都是培養二混子，與其進去白白浪費錢，不如趁著現在退了。要么在縣城找份工作，要么去外地打工。家里還有那么多弟弟妹妹要養活，要上學，我這個當哥的人得為此負責。
我當時回了一句：你自己生的孩子，憑什么要我來養？
我爹拎著斧頭要砍我，我跑進豬圈扛起切豬草的鍘刀，只要他敢輪起斧頭，我絕對不會心慈手軟，直接像對付西瓜那樣把他腦殼劈成兩半。
如果不是我娘哭著喊著勸著，那天晚上肯定要鬧出人命。
第二天，我離開家，去了川美。
我屬于求生能力很強的那種人。我挨個從親戚那里借到了第一學期的費用。開學第二個星期，我就勤工儉學，在附近餐館里找了一份洗碗和配菜的工作。錢雖少，幾百塊，卻攢得下來，把借的人情還上。
學校里的很多同學都在外面打工，但美術生的“打工”概念不同，有人賣畫，有人在外面做雕塑，還有人給廣告公司做設計……我跟一個學長的關系比較好，他帶著我跑了幾次畫廊，專門做油畫復制品。
不要誤會，這個不是盜版，而是畫廊出顏料和畫框畫布，給出樣圖，我按照比例臨摹的那種。按畫面大小不同，畫一張能得五十至兩百元。
那段日子我過的很苦，有好幾個月都是兩塊錢過一天。每頓都是在食堂里買幾個饅頭，就著免費的咸菜，還有從舍友那里蹭來的茶葉，泡一缸子茶水。
我想出國。
國內真不是藝術家能呆的地方。藝術品消費市場是如此貧瘠，很少有人愿意買畫。跑畫廊的次數多了，老板跟我也很熟，有時候閑下來，也會約著我在附近吃點兒燒烤，喝瓶啤酒。他總是抱怨生意難做，利潤薄。其實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就以我為例，我的窮爹娘還在為了吃飯發愁，就連城里的居民也沒多富裕，有錢了第一選擇不是買房就是買車，再不就是珠寶首飾，誰會想到把多余的錢用來買畫？
為了圓我的出國夢，我拼命學英文。
大二的時候我就過了四級。
藝術生的文化成績普遍不怎么樣。我那次考試分數在班上排名第一，也因此引起了好幾個女生的注意，再加上我專業成績過硬，就連其他班的女生也對我表示好感。
那時候我很自豪，也很傲慢，也第一次產生了“所有人都不如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