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個晚上，蔣介石請李宗仁和孫科等四十余名政府要員到總統府，征詢人們對他下野的看法。讓他沒想到的是，在場的大多數人都認為他應該辭去總統職務。
那是一個令蔣介石心情灰暗的除夕夜，他的面前擺放著《元旦告全**民同胞書》，明天一早將要在南京見報。這是一篇盡力為蔣介石擺脫尷尬，并扭捏地表示愿意與**方面進行和談的文章。該文不知出自哪位幕僚之手，行文拖沓，顛三倒四，色厲內荏。
首先，表明蔣介石面對當前的軍事失利“不勝其慚惶悚栗”：
……溯自抗戰結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針在和平建設，而政府首要任務，在收復淪陷了十四年的東北，以期保持我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是三年以來，和平建國的方針遭逢了阻撓，東北接收的工作竟告失敗；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濟南失守以后，錦州、長春、沈陽相繼淪陷……政府衛國救民的志職未能達成，而國家民族的危機更加嚴重。這是中正個人領導無方，措施失當，有負國民付托之重，實不勝其慚惶悚栗，首先應當引咎自責的。
然后，將內戰的責任完全推到**一方：
……抗日戰事，甫告結束，我們政府立即揭舉和平建國的方針，更進而以政治商談軍事調處的辦法解決共黨問題。不過經過了一年有半的時間，共黨對于一切協議和方案都橫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預期步驟見諸實施……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這是最近的歷史事實，在世人心目中記憶猶新。**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已歷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無時不期待共黨以國家民族為前提，循政黨政治的常軌，共謀和平相處之道，以樹立民主的弘規。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近日時局為和為戰，人民為禍為福，其關鍵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達成。須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在于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于共黨一轉念之間。
接著，表示只要**方面愿意實現和平，蔣介石不在乎“個人的進退出處”；而如果**方面堅持打下去，南京政府有“決勝的把握”：……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愿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等具體辦法；只要和議無害于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養生息；只要神圣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并無和平誠意，則政府亦惟有盡其衛國救民的職責，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滬戰區為政治中樞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衛實行決戰。我深信政府不僅在此有決勝的把握，而且整個國家轉危為安，和全體人民轉禍為福的樞機亦在于此……我們這一代遭逢了中國五千年歷史空前未有的變局，也就是擔負著五千年歷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們只有忍受一時的痛苦與犧牲，為國家民族的生存，歷史文化的延續，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孫的滋長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