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誠求之心，日御經筵，講求至理，以學養此心，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敬存此心。
延見公輔，親近儒臣，隨侍便殿，時備顧問，以君子維持此心。
則圣心湛然，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終之足患哉？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無失今日之機，以無負今日之望，以無泰今日改元之意，則生民幸甚，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楊維聰讀完之后，眾人還沉醉在這番，如同圣人敘道般的圣音，久久之后費懋中拍案而起，大呼：“此等文章，此等見識，可謂王佐也！”
哪怕心有不甘的張治，也在此刻不得不心悅誠服。
楊維聰不僅文章寫的極好，至于對策更是回答的精妙絕倫。
誠然俗語云：“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然在張治品聞楊維聰策論之后，心中也只有一個字“服”。
從立意而言，張治已然超越自己，更別說對策，同樣也是同時期佳作，想要超過楊維聰這篇策論，恐怕這科里面，沒有幾個人。
心治，何謂心治？即不用法度，而憑主觀意愿治理政事。
法治，何謂法治？即運用法度，依照典章成法而治理天下。
與心治、法治問題，春秋戰國已有爭論。
《韓非子·用人》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其意則是，廢棄法、術而用心治，則堯舜亦不可正一國。
《管子·心術》則云：「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其意則為，倘使天下心安，則天下必然大治。
此二論皆有偏頗之處，但同樣也屬于至理名言。
此二論核心難題在于，到底是心安之后，天下大治，自然而然能夠遵守法度，還是遵守法度，天下大治之后，自是萬民心安。
二人此論猶如《管子·牧民》中：「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一般。
究竟是等到百姓吃飽，方能遵守禮儀，知道榮辱，還是秉持氣節生存下去難題一般。
如果前提是天下吃飽，方能遵守禮儀，且不論這個吃飽界限何人來定，但說如若不知道德倫理，禮儀榮辱，靠著不擇手段，倒賣國家資源，投機倒把，燒殺擄掠而吃飽，是否有悖與世之法度？
而且吃飯定義誰來規定，有的人是一碗飯就飽了，有的人吃十碗還餓著，誰又能說了算數？
有的人工資月收入三千，就覺得足夠維持家用，有的人成為首富，說他沒見過錢。
例如全球國家規定，一人年收入三四千就已經不屬于貧困，可人們常識卻不是這樣，這又該如何判斷？
可若是反過頭一想，自己即將餓死，難不成還要干坐等死？
這顯然也不符合天生萬物之德。
于此則變成相互悖論，只能放著無法定論。
同理，到底法治亦或心治？
也無法概括而論。
但楊維聰提議，法治、心治互舉，相互彌補其中缺點，認為三代之所以大治，蓋堯舜禹三王兼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