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發放宮女、宦官回鄉，詔命復鄉學、社學等事，漏澤園這些，只能暫且依照弘治、正德年間舊制，待朝廷有余力之時再行整改。
蓋宮女、宦官多數幼時被賣，自小進入宮中，回鄉之后無一余力安生立民，朝廷又不能為其安家，如此放還絕非好事。
而社學、鄉學，誠然為太祖舊制，可實際而言，國初百姓人人有田，雖然需要繳納賦稅，但尚可圖溫飽。
藉此五口之家，有一二人勉強可以入學，并非遙不可及之事。可如今賦稅太重，百姓田少，忙于耕種，而且鄉學、社學多地廢棄已久，私學遍地都是，即使敕命地方修葺鄉學、社學，臣以為也不會有人入學。
是故《論語·學而》有云：‘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即是如此也！”
楊廷和所認同可以繼續施行者，多為花錢不多之事，至于發放宮人還鄉、恢復鄉學社學，他則并不茍同，認為可暫時留下。
其中兩個問題都有兩個共同點，一是花費太大，二是因為兼并土地，導致一系列問題的發生，無論是安置放還宮人，還是重新修葺學校。
前者長居宮中，家鄉早已沒有田產，所謂無田產者，無恒心，如果朝廷不進行妥善安定，最終不是餓死，就是變成乞兒。
可朝廷若是恩養，那與放不放出皇宮有何區別？
甚至在宮內，這些人還可以服侍天家，尚有一絲利用價值。
而放還，不但無須做事，需要朝廷供養，世上豈有這等好事？
后者荒廢已久，如果想要重新修葺，大明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每縣不說多，起碼三個社學、鄉學總要。
算他一個社學、鄉學重新修葺，五兩銀子，然后請老師、刊印書本，每年總需五兩銀子，一年下來是多少？
再加上漏澤園、養濟院、惠民藥局等，無一不是需要花費巨資，方能重啟舊制。
但所耗錢財，無人敢算。
所謂：“倉廩足而知禮儀！”即是如此。
如果連果腹問題都無法解決，又何談有時間其他？
就拿讀書來說，在普羅大眾看來，就算讀書破萬卷，可卻無法立刻變成糧米，最終也不過是一場空而已。
多數百姓沒有那么遠大理想，更沒有那么長遠見識，空空如也的肚子，告訴他們再好的東西，也比不了能將肚子填飽。
吃飯是本，知識是末，本末不可導致。
這也是為何《三字經》會從《論語·學而》衍生出“有余力，則學文！”之句。
蓋因大眾本質最低要求——吃飯！
能不能吃飽，日后過得如何，暫且無心去想，但眼前必須能夠保證不餓死。
明朝鄉學、社學之所以廢弛，這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哪怕地方官府再如何倡導文風，鼓勵百姓習文，但止不住百姓不愿意進學。
而且官府不敢強迫。
因為若是少了一個勞動力，生產何人來做？
一旦少了勞動力，那賦稅如何交付？
牽一發而動全身！
且官府也不想去多心管，固然文風關系政績，但是賦稅才是政績考核的根本。
如果賦稅能繳納完畢，即是本地十年不出一個秀才，又能如何？
充其量就是提督學校官，在參上一本“某人治地一方，文風凋敝”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