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之后，楊廷和、蔣冕、毛紀等再上奏疏：“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事法。
興獻王祭祀之事，今可暫由崇仁郡王主祭，待陛下誕下龍子，則可以皇次子嗣興王位，改崇仁王為親藩，如此天理人情皆可兼顧。”毛澄等六十余人合詞上奏。
稱濮議是最得禮法正宗，如果皇帝覺得，崇仁郡王不配祭祀生父，那可以讓崇仁郡王暫時代祭，等到皇次子生后，再封興王之爵，如此則一舉兩得。
但朱厚熜依然沒有理會，而是咬著張璁所言的，繼位非皇太子、皇太弟之禮登基。
甚至還拿出從錦衣衛，得到張璁與楊維聰兩人論談的事情，以漢桓帝為典例，再詔命繼續博考典禮，以求至當。
無可奈何的楊廷和，便再次上疏：“舜不追瞽叟、漢世祖不追南頓君，皇帝取法兩位圣君為是，何故法桓帝昏昏之君？”
這次朱厚熜也被噎到，舜的的確確非太子登基，而是由堯禪位，可以舜之孝，依然沒有追瞽叟，后世如果越過顯然有些不講道理。
至于劉秀則更是沒有追封其父，僅僅只是封了南頓君而已，所認之父還是漢昭帝一脈，而非劉發一脈。
有了這兩個典例，朱厚熜一時哪怕是抓破頭皮，也無法否認。
緊接著毛澄等七十余人也尾隨上疏：“孝莊皇帝以社稷授予陛下，雖是兄弟之親，但于江山繼統而言，可謂有父子之道，只不過昭穆相同，不可為世。
從考廟以上，稱祖、曾、高，依次加稱，古來皆是如此，如何敢有異論？
興獻大王固然于圣人有生人之功，但絕不可以孝廟而稱之，不然禮法何在邪？”
“凡禮，無一不是為人后者，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是如此。興獻王之子惟皇上一人，既已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
興獻王稱號臣等前議，圣人應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侄皇帝’名實。
是以宋儒程頤之說，并非臣等肆意胡言，阻礙圣人盡孝。
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凡在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而今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曰‘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可謂至矣。
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上《宋英宗議濮王禮》及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詔文，請陛下御覽。”
毛澄這回可算是與朱厚熜頂上了，不但不肯重新議定禮儀，反而還拿出《宋英宗議濮王禮》作為例子，甚至嫌濮議不夠，還拿出魏明帝的詔文。
如果說濮議只是宋朝議禮，但魏明帝詔命，可是真正規定，明確規定，凡大宗無子嗣，擇小宗支子繼承大宗者，必須以正統奉公義，不得顧念私情。
接著又舉，漢宣帝繼位在漢昭帝之后，卻加劉進“悼皇考”；漢哀帝以宗藩繼位，尊其父劉康為“恭皇”立廟京都，敘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東宮，僭越無度，甚至咎罪師丹……忠諫之士等事情為例，證明昭穆制度不可亂，禮法必須尊崇。
最后明文規定“凡諸侯入繼大統，必須明為人后之意，如果敢有諂媚阿上，則皇帝肱骨大臣當誅此人，不得有赦。”
但是如此便算了，曹魏明帝甚至將此詔文放在宗廟，意為萬世不可易之法。
如此一來，朱厚熜單憑講道理，肯定無法講的過，對于國之禮法早已熟稔于心的群臣。
從明面上看，明朝與魏國沒有絲毫關系，用前朝的劍，斬本朝之官，顯然是不大可能。
但作為禮法則不然。
禮法由歷代相承相補，完善禮法也是古代必要國事之一。
如無名正言順道理，想要推翻歷代沿襲禮法，必然無法令天下人臣服。
恰巧，朱厚熜便沒有道理。
朱厚熜只想著找著由頭，區分楊廷和黨羽到底還有多少，且除了原身所學習知識以外，其余熟悉典禮知識，沒有一個能夠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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