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東漢半壁江山的黃金大起義,給了許多平民出身的人改變命運的機會,不少人憑借自己的機謀血勇,從大頭兵做到了別部司馬。但在高興之余,他們也隱隱察覺到,似乎無論自己再如何拼命,官職也是止步不前了。
他們的感覺沒有錯,因為此時的帝國軍隊派系林立,山頭眾多。任何一個有抱負的人,除非出身世家大族,否則要想在馬上博取功名,就必須倚靠一棵大樹。否則,哪怕是驚才蓋世,也斷無升任校尉的可能。
而如何站隊,向來是一門比戰爭更深妙的學問,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西漢初期的韓信與叔孫通。前者被譽為“兵仙”,平生不知戰敗為何物,可最后卻因劉邦的猜忌而喪命。
后者是個十姓家奴(注:1)先后在秦、楚、漢三朝任職,期間昏招迭出,統一戰爭期間未立寸功,但在漢朝建立后,他卻敏銳地抓住了劉邦急于樹立自己權威的機會,一舉翻身,當上了太子太傅不止,還成了后劉邦時代干涉朝政的諸多“老臣”之一。
若是韓信在被蕭何月下想追的時候便提前知曉自己以及叔孫通的結局,不知他又會以怎么樣的心情,來回應蕭何的相邀呢?
皇甫嵩絕對是歷朝統治者心目中,最為理想的軍人,因為他心中永遠裝著“大漢”二字,心中裝著,行動中自然是處處維護。正因如此,他對軍中的“站山頭”現象十分不屑,他本人更是沒有一兵一卒的私兵,也從不與下屬建立“依附”關系。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后來漢帝及董卓才能如此輕易地剝得他的兵權,而不至于激起反對的浪潮。
但皇甫嵩的自律,非但沒讓僚屬們自感懺愧,反而還給他們留下了巨大的空間,來肆意擴張自己的勢力。
按漢代的制度,自校尉起,便有獨領一軍作戰的資格,因此校尉們在率領自己的部下抵達三輔前線后,便要去找皇甫嵩報道,由皇甫嵩根據情況或合編,或另派任務。
不過校尉是世家豪門子弟才能擔任的軍職。而平民中的能力出眾者,最多最多只能擔任別部司馬,但別部司馬是同樣能夠獨領一軍的,因此按照規定,別部司馬在將部下帶到前線后,也應該向皇甫嵩報告,由皇甫嵩統一調配。
但此時還有一項“潛規則”,那就是允許各將領、校尉擁有自己的私兵。因而這些既能打又沒有背景的別部司馬就成了大伙爭搶的“香餑餑”,許多人甚至派自己的心腹家將守在路上,專門向“無主”的別部司馬們拋橄欖枝。
梁禎的軍職,依舊是別部司馬,但論實力,他麾下卻有兩千五百名戰兵以及近九百名輔兵。甚至還超過了一些校尉,論功勛,梁禎從軍四年,轉戰兩千余里,地跨幽、冀、并三州,戰功更是遠超一些僅在兗州、豫州、南陽這些內陸州郡作戰的校尉。
因此梁禎拒絕了所有來自校尉們的拉攏,不是因為他榆木腦袋,非要去皇甫嵩那報道,先流上一年半載的血,然后被遣散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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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梁禎看來,自己現在的實力,已經足夠支撐起自己的“野望”了。因此,他需要找一個翅膀更硬,能將自己帶上九霄的人。
這個人,正是處境微妙的中郎將董卓,他空有軍中第二高的軍職,卻因嫡系渙散,自己又剛從獄中出來,而幾成擺設。
這是梁禎第一次看見董卓真人,一見面,梁禎就大吃一驚,因為他本以為董卓應該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將。可現在坐在帥案后的人,哪怕往年輕了去猜,也有六十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