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欽若的說法是這樣的：“毋濱古自己無能糊涂，既知三司清欠多年積弊，這么多年卻不思改進，待質問起來，就總用這個理由搪塞。且總數不清，能追回多少不清，減免多少沒個成算，官家豈是個糊涂的，如何能由著他說一句赦免就赦免？若不是我算清了報上去請官家赦免，這筆糊涂賬，從五代積到如今，還想再積多少年？”
錢惟演勸他：“好在官家知道你辛苦做事，不必勉強。”
王欽若嘆息：“國朝一統大江南北，可是有形的一統易，心中的一統難。我們這些南方出身的官員，在朝中尤難立足，在那些君子大人們的眼中，我們這些做實事的人，只配小吏一流，豈容與他們同列。我等一事未做，就先受攻擊，不得不察顏觀色，戰戰兢兢，這卻又成了一重罪名，開口閉口小人行徑。哼！”
樞密副使馮拯就道：“幸而官家明察秋毫，知道誰是努力做事的人。”
錢惟演就說了一句：“我聽說他們欲阻止大將練兵之權。”
王欽若哼了一聲，陰陽怪氣地道：“大將不準練兵，南人不準當官，橫豎這朝堂，只余幾個書生大言，空談誤國就好。”
南官們皆不說了，都嘆了口氣，臉上也有忿然之色。
本朝是從后周而得的江山，北派的重臣，溯其淵源，多半自其父祖蔭親，或提攜有恩的上級、都有在后周、乃至后漢、后晉、后唐時代為官的經歷，而構連成一股看似分散，實則理念認同、互相支援的力量。也恰恰是這股力量的存在，才令得世宦世族俱能夠抱成一團，雖經五代之亂，軍閥們如走馬燈似的更替，但這些書香大族卻沒有像唐末一樣，經歷一次權力更替就“天街踏盡公卿骨”，反而是越來越強大。
而其中歷任五代十帝為宰相的馮道更是其中的皎皎者。馮道以其不屈的意志，柔軟的身段，和嫻熟的政務能力，讓他的身邊聚集了一批極頂人才，他們以馮道馬首是瞻。而那些軍閥們在經歷了唐末的血腥屠殺以后，一代代朝起暮落，而經歷過洗練而生存下的勝利者，遠比剛起事那些草莽更精明，在目睹無數的政權倒塌為代價之后，有那些文士們的長久游說之后，終于以血的代價，認清如想要尋找更長久穩固的統治，就必須要尊重士大夫們的行政能力。
而馮道，正是士大夫們推出的與軍閥周旋的首腦，所以郭威想稱帝的時候，見馮道不施禮，就自知時機未到而退。而士大夫們對馮道也廣為稱贊，將他推上“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偁譽”的聲望頂峰。
而這股力量在進入新王朝的時候，也是產生了新的變化。
士家大族們對于軍隊擅權的恐懼，是一貫而持之，所以才有開國之后，游說太祖皇帝“杯酒釋兵權”的舉措。于太宗皇帝擅自北伐，也多有不認可。
同時太宗皇帝時代監軍制度對軍隊的控制，及設立樞密使將軍隊指揮權力收歸等措施導致的一系列軍事失當，固然他自己的性情與才能是一方面，但這也同樣是重臣們施力影響亦是極重要的因素。
而與之相符的，就是對南方官員的排斥，北官是立國有功之臣，擅長兵事，而南方多年無戰，南官們更擅長于撫民安政經濟之學。但因原來因南方官員都是亡國降臣，先天低人一等。但隨著大宋立國日久，南方官員于實務上出成績而逐步升遷。漸漸影響到朝堂上人數比例。且太宗皇帝時又大舉科舉，南方人入朝更多，不能不叫北官們為之警惕。
雖然這也并不是一概而論，南方人中有才華者，也能被北方官員所賞識，而北方官員中心胸廣闊者，也會與南方官員交好。但這里卻有一條不可愈越的鴻溝，那就是入閣。
本朝開國至今，無南方人入閣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