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七月，夏，北京城，紫禁城，平臺。
自萬歷中期以來，作為國情咨議，大明歷代帝王咨詢大臣政務的平臺召對，便難見痕跡。崇禎皇帝繼位，平臺召對便又被恢復，重要政務都是在這里辦理。
正值夏日，熱浪滾滾，坐于御案之后的崇禎皇帝，一身常衣，不到三十歲的他，容顏蒼老，仔細看去，鬢邊已經有了白發。
容易上的風霜之色，并不能完全說明崇禎的心情。此刻的崇禎皇帝，臉色陰沉，一言不發，消瘦、憔悴，還有那不易覺察的心力交瘁。
按理說，近幾個月來，洪承疇、孫傳庭為了剿滅陜西境內的流寇，不遺余力，成效也是前所未有。各部流寇連遭挫折，近于土崩瓦解。
李自成為擺脫重壓，率余部三千于六月間退往四川。洪承疇率部入川追擊，其部往來山中，防扼通道。幾次激戰，李部死傷慘重，僅千余人逃入漢中深山密林之中。
朝廷剿撫兼施，流寇大部土崩瓦解，幾近銷聲匿跡，大明朝廷，竟然有了一絲中興之象。
但短暫的安寧，又怎能掩蓋天災人禍下的民生凋敝、流寇猖獗、東虜暴虐。
自崇禎元年即位以來，大明王朝可謂是時運不濟，天災人禍之下，外患與內憂如影相隨。
所謂外患，自然是遼東的東虜鐵騎，而內憂，則是來自于陜西、縱橫于中原四省，糜爛十幾省的流寇了。
崇禎元年，畿輔旱，赤地千里。陜西大旱。
崇禎三年、四年，山東大水。
崇禎五年，陜西大饑。
崇禎六年，京師及江西旱，陜西、山西大饑。
崇禎七年，陜西秋蝗，京師饑，太原大饑，人相食。
崇禎八年，河南蝗災，陜西大水。
崇禎九年，河南南陽大饑，江西亦饑，山東、陜西、河南蝗災。
崇禎十年，京師及河東不雨，江西大旱，浙江大饑，南京、陜西多地地震。
崇禎十一年，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災，陜西旱。
連年天災，北地民間民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病死、餓死者不計其數，更兼官吏失德，橫征暴斂，以至于流賊四起，竟成燎原之勢。
崇禎八年，流寇氣候大成，鳳陽皇陵被流寇張獻忠所焚，以至于崇禎皇帝不得不自登基以來，第一次頒布“罪己詔”，向天下臣民謝罪。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虜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屬夷，流賊原吾赤子。若使撫御得宜，何敢逆我顏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無奈夸詐得人，實功罕覯。虜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匱絀而征調未已。閭閻彫攰，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
難道說，他真的是德不配位，以至于天下大亂，內憂外患嗎？
崇禎九年，東虜皇太極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定都沈陽，改名盛京，與大明朝廷分庭抗禮，外患已成心腹大患。
同年，東虜入塞侵明，燒殺搶掠，俘獲人畜17萬，艷服乘騎，奏樂凱歸，清軍砍木書寫“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軍。
崇禎十年，東虜征服朝鮮，解決后顧之憂，對大明虎視眈眈，侵凌只在旦夕之間。
在此情形下，崇禎十一年，原陜西三邊總督楊鶴之子楊嗣昌入主閣部，四正六隅、十面張網，大明王朝流寇困擾的“內患”，終于看到了解決的曙光。
楊嗣昌主張對后金議和，以時間換空間，對付流寇“內患”，此論一出，舉朝嘩然。
崇禎十一年五月，工科都給事中何楷上疏，指責楊嗣昌與東虜互市封賞（議和）之說，反被崇禎帝一番痛斥，然則朝堂上下，依然是爭論不休，認為楊嗣昌有辱國體，枉對了春秋大義。
楊嗣昌堅持安內方可壤外，為確保安內，暫時對東虜議和，此策正中崇禎下懷。
很快，楊嗣昌被提拔為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其議和之策，已得崇禎的首肯。
楊嗣昌建議求和，以和議爭取北邊三年無事，集中精力平定內亂。皇帝以為不無道理，但朝野側目，便指示遼東巡撫方一藻、宦官高起潛仔細斟酌。
為防言官反對，楊嗣昌再次上疏，以為言官只負言責，不知兵部之艱難處境，求皇帝乾綱獨斷，批復和議。此種做法，卻激起了廷臣的大不滿。
先是兵部職方郎中趙光撲連上兩疏，抨擊楊嗣昌和議，極力主戰。到六月皇帝提名楊嗣昌與程國祥、蔡國用、薛國觀、方逢年、范復粹一起進入內閣參預機務時，廷臣反對的聲浪達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