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徐佑大勢已成，土斷和檢籍用的幾乎全是寒門子弟，這些人隱隱崛起朝中，他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對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著徐佑走，經濟受損，政治上還能保住地位。
兩害相權取其輕吧！
沒過多久，徐佑以太后的名義，把皇室占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處湖澤交歸國有，再把徐氏在義興的所有山澤交歸國有，只保留了錢塘的三座山兩個湖——這還是因為錢塘是翠羽營、楓營、虎鈐堂和玄機書院等至關重要的機構所在地，必須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現安全漏洞。
但僅憑義興的山澤，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幾代人積累的巨額財富，干脆利落的交出來，讓所有質疑者都無話可說。
只有身正，才能服眾！
其他各門閥世族也參照徐氏的標準，按照官階和爵位，依次遞減交歸國有的山澤數量。
再經過統一調度，把這些山澤間的肥沃良田分給貧苦百姓，成立農業協作社，由當地州府提供農具和糧種，鼓勵百姓互幫互助，并免去前三年的賦稅，力爭不讓這些好不容易從佃農變成自耕農的齊戶不再次流失。
但這些措施也只能暫時的治標，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須改革稅法。
縱觀歷代賦稅制，總體特點是：征收的標準由人丁向田畝、資產過渡；征收的方式由實物地租轉向貨幣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種成分轉向單一貨幣；征收時間由不定時發展為定時；農民服役由必須服役發展為可以代役。
從春秋初稅畝，劉漢的口賦制，到曹魏戶調制，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時征稅的二元法。
隨著時代進步，朝廷發現二元法太加重農民的負擔，一旦遇到災年和重大變故，就會造成大量自耕農破產，然后土地被瘋狂兼并，進而影響國家的方方面面。
為了改變這個狀況，唐后期的兩稅法仍然收人頭稅，但對人口普查力度變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稅法也仍然收人頭稅，但是把田稅向地主階級傾斜，明中期的一條鞭法，清中期的攤丁入畝，
所有稅法的改革，核心內容都是讓征稅更便捷，百姓負擔更輕，讓國家更強盛，并逐漸的取消人口稅，只征收資產稅。
可惜的是，這個過程，延續了整個封建時代，直到攤丁入畝的出現，才在名義上徹底取消了人頭稅。
徐佑想做的，是一步到位！
他的底氣，在于占城稻的有效推廣改變了糧荒的局面，人丁爆發式增長有了物資基礎；其次，既然這一年內已經把門閥世族逼到了絕處，那就長痛不如短痛，再逼一逼，說不定就把他們逼垮了！
新稅法早在土斷的時候就開始召集戶部精通度支的人才進行研究，等土斷和檢籍完成，國家準確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有了適合生長的土壤，在升明元年的年底，正式頒布實行。
這一躍進，擊破了門閥世族的最后防線，他們拋棄了幻想，準備和徐佑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