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人之市馬也，不能辯權衡，止訂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為中制，每千斤為三百三十篦。
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書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為腹引，二萬四千道為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而止，不得太濫。
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并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為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驅民為私販而授之資也。
以故大奸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榷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責邊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
於是茶法稍飭矣。
御史劉侖、總督尚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系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
其后陜西歲饑，茶戶無所資，頗逋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陜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后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馀萬。
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祲民貧，即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帑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詔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
四川茶引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余兩，解部濟邊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