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在大戰之前就有諸多矛盾和誣陷，在官渡之戰后孟岱與審配的爭斗也是重點。
官渡之戰后，審配的兩個兒子成為了曹操的俘虜。與審配有隙的孟岱，經由蔣奇向袁紹進讒言:“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也點頭稱是。
于是袁紹就任命孟岱為監軍，取代了審配守鄴的位置。護軍逢紀和審配也不和，“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
逢紀在這件事上公私分明，也正是因為逢紀的一席話，審配才沒有被廢，反而與逢紀二人關系更加和諧。
袁紹謀士集團內部爭斗的極其復雜性:審配與孟岱不和，郭圖、辛評與審配不和，孟岱與郭圖勾結，逢紀與審配不和。
似乎袁紹的謀士們個個都和其他的謀士有些矛盾。難道袁紹謀士集團的不團結是因為那些文人們爭寵造成的?
莫連山覺得，很大一個根源是建安七年關于立嗣問題的爭斗。
其實立嗣這個問題，袁紹早在興平二年就親手埋下了禍根。紹有三子：長子袁譚，中子袁熙，幼子袁尚。
“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后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后，出為青州刺史。”。
沮授曾勸諫道，“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
沮授鑒于古制，看到了棄長立幼將會貽害無窮，故向袁紹提出勸諫。沮授的意見是很有見地的。建安七年夏，袁紹自兵敗官渡后發病而死。
審配、逢紀等人出于私心，矯命立尚，又引起了一場集團內部的內耗。逢、審平素多驕侈，這恰為袁譚所擔憂;而袁譚又與和逢、審二人有矛盾的辛評、郭圖二人相互勾結，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暗流涌動。這次斗爭最終以逢紀、審配“廢”譚立尚的成功而告終。
由此，可以看到袁紹謀士集團內部激烈的斗爭，也似乎可以約莫著總結出袁紹謀士集團內部斗爭的一個原因：袁譚身為長子，有著被立為嗣的先天條件；袁尚雖為幼子，卻得父親百般寵愛，有著被立為嗣的后天優勢。
謀士們爭的不是計策的孰優孰劣，而是在為他們各自的“主子”爭得“世子”之位、當上袁紹的接班人從而成就他們自己的“功臣”之名。
而袁紹恰恰沒有及早地、準確地選定他的接班人，這便給了那幫謀士們一個無名的心理暗示，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選擇“投資”袁譚，一部分人選擇“投資”袁尚。
沮授、田豐在這場“賭博”中押的是袁紹，而袁紹在這場“賭博”中扮演的卻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所以沮授、田豐乃至“忠紹派”中的其他成員都不會有太好的下場。
總而言之，袁紹謀士集團內部爭斗的現象是由于嗣位空虛、長幼之愛有差別以及謀臣爭寵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的矛盾造成的。
歷史再次證明，周代確立的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宗法制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是極為必要的，是維護一個王朝統治階層穩定的重要保障。
同時，歷史也帶給我們一個啟示:一個政權，如果內部安定團結，無論敵人勢力多么強大，也不見得會被消滅掉。相反，兵力雖然強大，如果內部充滿矛盾，最終還是會土崩瓦解于蕭墻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