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劉炫在經學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述議》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規過》三卷、《孝經述議》五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等著作、并與諸儒修訂《五禮》。其中《春秋規過》三卷，是專門給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預是西晉文武雙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權威著作，劉炫敢向權威發起挑戰，可謂藝高人膽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卻讓在朝供職的名士、經學大師盡皆心服口服，紛紛擔保其所言無謬。
然而劉焯、劉炫姓劉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門閥的子弟，所以他們在經學、天文、歷法、算學上的成就，一概沒有得到學術界認可。倒是后來的孔穎達，在奉命撰寫《五經正義》時，皆以二劉義疏為稿本，結果人家因為姓孔，于是輕輕松松的成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風，也依據劉焯的《皇極歷》造出《麟德歷》，又被推為名歷之一。
而楊集本人，對于儒學沒有半點惡感。
雖然儒家學在后世被一些極端分子說成華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禍首；是禁錮思想、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落后思想，但楊集始終不贊同這種觀點。
畢竟自漢以來，儒家學說便是統治階級扶持的正統思想，可是為何漢朝科技不落后？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為何兩宋的科技水平傲視世界？為何明朝艦隊笑傲大洋？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幾十年時間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說到底，還是統治階級創造的制度在惹禍，跟信奉什么學說并沒有實質關系。
儒學本身只是一門處世哲學而已，講的是處世之道、修身養性，從思想上導人向善，對于個人和社會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沒有自律、自覺、自尊、自愛等儒學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來強行制約，那才是一個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來的程朱理學使其進入臼巢、走向極端，而明清兩朝的八股文的考試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記硬背的僵化道路，這制度才是禁錮思想的罪魁禍首，和儒學并沒有絲毫關系。
正因如此，楊集對導人向善的儒學絕不反感。
而大半內容都是源自二劉義疏的《五經正義》，既然成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標準，這也間接說明二劉對于五經的注釋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歲月的考驗的，他們的義疏遠比大隋其他經學大師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楊集怎么可能棄而不用？怎么可能棄短取長？
至于學術界不認同二劉義疏之事，其實只要孔家認同即可圓滿解決，而孔家認同二劉觀點的條件，或許只是一個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點都不高，一方面是他們屬于北齊舊勢力的成員之一。
另一方面是楊堅講究依法治國，沒有刻意尊儒，沒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沒有冊封過孔子、孔家人，他之前辦學的目的也不是推廣儒學、主推儒家，只不過諸子百家發展至今，早已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華夏文化體系，很難分清你我他。
如果細分到個人的話，也不能說他是某個學派的人，比如說楊素，他打仗、治國、治吏、外交、詩詞、書法、繪畫都是頂級水準，甚至還會設計精美的建筑圖紙，你能把他劃入哪一家？所以關鍵還是在于掌權者，如果當權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趨利之輩定然爭相自我定位為儒家子弟，否則真的分不清。
要是楊堅以孔家眼饞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當條件，他們能不認同二劉正確的義疏才怪。
對朝廷來說，卻因此多了內容統一的教材、統一的考試答案，若不早點統一，教育和科舉依然被教材標準、答案標準卡死，遲遲無法推廣。